“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参谋在抄稿时错成‘有失有得’，前已说明——笔者注)。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

“当然，各地区、各部门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倾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包括一个人人都说重要而又人人都怕触及的问题——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可以说它是庐山这场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在那个生活被扭曲的年代，谈论这个问题是要担风险的。

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过去讲得很多，讲起来也很生动，很感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不仅是党内民主最热情、最积极的倡导者，而且在维护与实行党内民主方面，曾是全党的光辉典范。可是在“大跃进”那个时期他所做的，特别是在庐山正在做的，却和“党内民主”这几个字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一点，到会的众多高级干部并不是看不到，而是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谁也不想讲，不愿讲，不敢讲。于是，党内民主这个关系着党的盛衰存亡的神圣课题，就成了谁都怕涉足的禁区。现在，张闻天却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决心去“闯祸”了。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