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谈到“乱”的问题。谈到1957年反右以前的情况。“秀才”们主张“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为好。”他们说社会跟人体一样，如果“乱”得太厉害，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就无法治了。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毛泽东亮出了他历来坚持的观点。

话题转到当前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你们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本人便是一个。我是机会主义头子。”

接着，毛泽东又反复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如果以此来证明当前经济上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正常的，“秀才”们恐怕不会同意。但因没有摸清毛泽东此话的本意，所以大家没有表态，他们在细细品味毛泽东那番话的含义。

谈到由谁来主管经济工作问题，“秀才”们再次进言，还是让陈云同志挂帅好。胡乔木补充说:“少奇同志意见，也是由陈云同志主管计委好。”对此，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

最后谈到了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正面谈信的本身，却谈起了洛川会议。又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接着谈了洛川会议前后的经过。“秀才”们这才意识到主席是在说彭德怀的“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钟。表面看，毛泽东的心情是平静的，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只是反复说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的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谈话后毛泽东还请“秀才”们一起吃了晚饭，并以茅台酒相招待，气氛亲切而和谐。这一天彭德怀的“意见书”刚印发，从毛泽东跟“秀才”们的谈话中，还看不出立刻要发起反击的迹象。但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人却感到那天晚上的谈话与11日晚上的谈话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主席的有些话令人捉摸不透，比如，他为什么说要交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要谈洛川会议？这是不是在暗示“秀才”们说彭德怀历史上有问题，不要跟他搞到一块儿去？

彭德怀的“意见书”使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修改“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许多人受到启发，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真实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小组讨论逐步深入。7月17日~22日，各组共讨论了六天，总的情况是:完全赞同和明确反对“意见书”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同志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第二部分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地方讲得重了一点。还有的同志说“意见书”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在赞同“意见书”的发言中，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他们感到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彭总说出了他们心中未能说出的话。有的“秀才”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都认为，彭总的信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很有好处。当在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他们还主动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彭总信中说的是局部、暂时现象。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有一位省委领导同志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有一位在中央搞工业领导工作的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深受感动，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彭德怀是7月17日收到他那封信的打印稿的。7月19日他在小组会上作了说明，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我的本意，有些不大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