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伟提到:“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这是实话。且不说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即使在家庭完整时，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给她的亲情太少了。那时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星期六早点回家陪伴她、照顾她；每个月发工资后，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可是，“文革”后我成了“黑帮”，连尽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

欺上瞒下先斩后奏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应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史家胡同，要让妞妞觉得家还是完整的。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在家里要装做没事发生一样。为了避免刺激岳父和女儿，我答应照办。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史家胡同，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要强忍内心的痛楚，装着没事发生一样。晚上我照旧陪妞妞睡，讲故事给她听。妞妞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却彻夜难眠。当时我知道妞妞不久要赴美，我想: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妞妞，将来妞妞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此时一阵空虚、怅惘笼罩着我，人好像坠入了深渊。此后我又夜夜失眠，靠安眠药度日。我的痛苦，女儿也感觉到了。“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妞妞真是个绝顶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事实上，离婚后我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陪女儿睡觉那段时间，离婚一事是瞒着她的。但从我忧郁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笑声中，她幼小的心灵已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感觉到我内心的痛楚。

离婚令女儿痛哭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