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经历过这一切，我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他们平时和我一样，既要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应付极不人道的批斗、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辱。但是他们有盼头，每到周末他们回家一次，再回到“牛棚”时就像充过电一样，脸上的愁云消失了，干起活来劲也大了。他们暗中联系，互相传递外面的好消息。他们会偷偷告诉我:知识分子快熬出头了。而我仍然只知埋头劳动，心中没半点喜悦，没任何盼头。

虽然每到周末我也回家，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六时至星期日下午六时，监改大院准许一般监管对象回家取粮票和替换衣服。但章经常避而不见，家里等着我的只有妞妞。我除了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给她洗澡，没人可以倾诉。因为女儿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孩子，她怎么懂得人间愁苦？她怎能明白世态炎凉？在她面前我还得强装欢颜，尽量逗她高兴。但是那个冷冷清清、濒临破碎的家，使妞妞的童年过得极不愉快。

那时我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孤独几乎使我窒息。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喜欢热闹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难得的是，我的同事田万苍教授在校园里见到我在“黑帮”队伍里低头行走时，还偷偷向我点头示意。这一瞬间的暖意令我心灵颤动，田教授的善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也许是我太渴望精神上的温暖、慰藉了，也许是妻子的不忠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反叛的怨气，这股怨气摧毁了我一向尊崇的道德观。我徘徊在失落、绝望的歧路上，感到十分惆怅、迷惘。后来我自己也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难友嘘寒问暖互生情愫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我们住“牛棚”的人一天三餐都排队去食堂打饭，她就趁机在我们排队时偷偷塞纸条给我。在当时这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见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过去我对爱情是非常执著的，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人，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白首偕老、终身相伴。像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非是半途丧偶，夫妻都是举案齐眉，相伴到老的。这也是我的主张，我的理想。所以我与章含之谈恋爱后从未变过心。在我等待她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有不少相貌、才学、家世绝不逊于她的好女孩倾心于我，我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我的爱情观是从一而终的。可是“文革”开始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已经完了。虽未离婚，实际上我已经是孤身一人。章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我的恋爱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想:妻子已经嫌弃我了，如今既然有人倾心于我，对我好，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慰藉，为什么要拒绝？出于这种心态我接受了这位女教师，犯下了婚外情的错误。这事被红卫兵发现后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两个住过“牛棚”的“黑帮”竟然干出这种事来，简直是罪不可恕。我也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惩罚。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