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鲤鱼洲再经考验

1969年春，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京大学，由军宣队领导北大的运动。同年10月，林彪为了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因此党政军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北大有60％的教职员工赴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我当然是其中的一分子。

鲤鱼洲原是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地区，由干校的五七战士围湖（鄱阳湖）造田，开垦出几千亩水稻田。北大的两千多名教职员工就在那里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为便于管理，军宣队按照军队编制，把干校的教职员工编入连队。如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组成一个连队，下设排、班等。干校的全体人员，个个称为“五七战士”。我摆脱了“黑帮”的称号，成为一名五七战士，也许境遇会好一些。可是我心理上丝毫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那时我党的组织生活尚未恢复，在干校的战士中间我仍被视为另类。对我来说，住“牛棚”也好，去干校也好，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变一种方式的劳动改造。

干校劳动 落下病根

当初我们住的是草棚，后来住简陋的砖房，吃的是米饭就咸菜，那时近在眼前的鄱阳湖鱼产十分丰富，价格便宜，但领导硬是不让吃。说是为了培养五七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宁可舍近求远，特地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来咸菜当副食。后来我系的田万苍在食堂管伙食，他见干校的五七战士干的是超强度劳动，吃的是粗米饭就咸菜和水煮通菜，不见半点油星，很难下咽。田说知识分子太过艰苦了，很不忍心。他自作主张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几大筐鸭蛋腌成咸蛋，为我连队一百多人“双抢”时改善伙食。我们从凌晨干到天黑回来，吃晚饭时，每人获发一只咸鸭蛋，像见到山珍海味，个个欣喜若狂。此情此景和田万苍这位好心人令人难忘。

在干校因为平时伙食太差，五七战士的肠胃里缺乏油水，人人感到营养不足。只能趁机会到南昌打牙祭。从干校乘船到南昌有一个多小时路程，但干校的纪律很严，五七战士要去南昌必须有充分理由才能准假前往。他们就借看牙医、汇款等理由请假。有时到南昌在街上见到头戴草帽、衣衫褴褛的一群男女，准是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当时北大、清华的战士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衣服、裤子都带铁锈色。这群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落难的知识分子，可算南昌街上一景。那时馋了多天的知识分子，一办完事即拥进饺子馆。他们再也顾不上体面不体面了，每人一口气叫上一斤、两斤饺子，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知识分子不怕苦不怕累，但经不起铁锈水和疫病的侵害。当时我们喝的水是从井里打的铁锈水。那时用井水洗脸，第二天毛巾就变成铁锈红色。这种水根本不适于饮用，但我在干校两年（有些人是一年），煮饭、洗菜用的都是这种水。长期饮用这种水，对身体损害极大，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许多像我一般的壮年人身上会出现脱发、头发迅速变白，或牙齿脱落等现象。我在干校时，一年间就掉了六颗牙。

在鲤鱼洲尽管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我仍然努力改造自己。在那里我除了学会盖草棚，还练就了理发的手艺。在干校，军宣队规定每十天公休一日，让五七战士洗衣服、理发、料理家务。当时北大的教职员有夫妻双双赴干校的，也有拖儿带女全家一锅端的。我单身一人无家务可料理，就自告奋勇拿起理发推子，替战友理发；那时也不讲究发型，只要把头发剪短，图个凉快就行。我用理发推子试过几个人就熟练了，自然而然地成了连队的理发师。于是一到公休日，战士们排着队要我理发，一天要理十几个人，一人花半小时，我的公休日就在替人理发中消磨了。虽然累得够呛，但我心中乐意。因为既可以为大家服务，又有机会与人交谈说说笑笑，可暂时排遣内心的郁闷和孤独感。

回想鲤鱼洲的种种，最不人道的是军宣队明明早知道鲤鱼洲是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在早期却故意隐瞒真相，不顾知识分子的安危，把北大、清华近六千多教职员工赶到那里去生活、劳动。后来我们得知，鲤鱼洲原来是江西省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因血吸虫疫病猖獗，不得不把劳改农场迁走了。在这片血吸虫肆虐的荒洲，劳改犯尚且生存不下去，军宣队却把它划为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劳动锻炼的“基地”。

由于鲤鱼洲环境太恶劣，等干校结束后，北大、清华确有人因患血吸虫病而死。在干校普查时北大就有一百多人被诊断为患血吸虫病的嫌疑者，我是其中之一。经过重重劫难从干校回来时，我的身体被整垮了，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文革”的种种磨难把我从一个壮实的健康人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人。那时落下的病根使我百病缠身，对我的后半生影响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