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唐第一次会议,即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出乎中外意料。原来,伍廷芳虽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他们与袁世凯、唐绍仪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
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实业界领袖,袁世凯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隐居的袁世凯,他俩对如何应对将来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一、攻克汉阳后,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反将主张急攻武昌的冯国璋从前线调离,派主和派将领段祺瑞统率清军;二、当张勋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临行前他嘱咐唐: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果然先见张謇,请示机宜。(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81-182)
赵凤昌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常州人,曾是跟随张之洞多年的亲信幕僚,参与机密,言听计从,后被张派到上海办洋务,结交了许多南方士绅,他和张謇友情深厚,与伍廷芳、唐绍仪也是旧交。唐绍仪很信赖赵凤昌,在和议过程中,他天天都与赵通电话。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回忆:“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汪兆铭)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辛亥革命史料》,页292)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的袁世凯,身穿的尚是清朝陆军将官服。
这时,清军中的主和派将领揣摩袁世凯的心机,知其无意做曾国藩,他们见黄兴已取代黎元洪即将成为南方临时政府的首脑,便开辟第二渠道,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字少游,江苏人,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潜赴上海,谋求与黄兴谈判。参与其事者有黄兴的亲信、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诒。洪承点是顾忠琛的学生,朱葆诚是廖宇春的学生,二人共事于联军先锋队,廖、夏到沪,经朱葆诚介绍先认识了洪承点,又经洪承点介绍认识了顾忠琛,顾忠琛则告以黄兴。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探其来意。于是,顾忠琛乃约廖宇春、夏清诒密会于文明书局二楼经理室。
就在伍廷芳、唐绍仪举行第二次会议的那天(12月20日),顾忠琛手持黄兴的委任书(“兹委任顾忠琛君与廖宇春君商订一切。十一月初一。黄兴。”《黄兴集》,页98)再赴文明书局与廖宇春会谈,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卷八,页103)
黄兴明知黎元洪委任的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正在上海与唐绍仪谈判,又遣顾忠琛与廖宇春签订密约,悖理违法,实属不义。
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国民会议胎死腹中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上奏摺,代奏唐绍仪近电,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接奏,即开御前会议,载涛、毓朗反对,奕劻主张允唐绍仪所请,隆裕太后乃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辛亥革命》卷八,页155)第二天,伍、唐举行第三次会议,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条款,首项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做民国首任总统,同盟会方面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孙中山恰在此时回国,黄兴、陈其美等人考虑孙革命一生,眼看满清将倒,应给予其民国首任总统的职位,以示尊荣。“总理回沪后,黄克强、陈英士两先生朝夕不离。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遯初(宋教仁)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71-72)十二月初八,黄兴、宋教仁等人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之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伍、唐(这是南北议和期间伍、唐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签署协议,其第四条为:“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当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情由:“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袁世凯认为南方太无诚意,1912年1月1日致电唐绍仪,说他12月30、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政府不能承认。唐绍仪当即电请辞职。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议和代表,并电告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嗣后应商之事,直接与伍廷芳电商。
孙中山抢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成立政府,意在逼迫袁世凯将他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加推翻满清后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筹码。他的目的达到了,袁世凯不得不与他打交道。唐绍仪辞职后,南北议和中断了几天,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后,又继续开议。“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和“南方如何兑现承诺”已成最后的议题,前者伍、唐已基本谈妥,后者成了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通过汪精卫转给孙中山一电,提出三个条件,头一条即是:“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1月14日,孙中山在复电中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第二天,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请他转达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20,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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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福潮
编辑:
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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