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两信未复，九月十一日，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页81-82）

刘、蔡过江，袁世凯伸出橄榄枝

袁世凯接到黎、黄信后，九月二十日，派刘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军正参领，他是黎元洪的学友及黎在北洋水师时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

就在这几天，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浙江、福建相继独立，黎元洪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湖北民军士气大振，主战派占了上风。九月二十一日，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请见黎元洪。迫于主战派的压力，黎元洪劝袁世凯倒戈北伐，克复京师:

“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态度，第二天离开武昌。黎元洪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亲笔信，洋洋洒洒一千二百余字，作为对刘、蔡谈话的补充，交刘向袁复命。

清廷连发上谕催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九月二十三日，袁进京赴任。审时度势，他深知民军士气正盛，此时求和，尚缺筹码，惟有攻克汉阳，方能折杀民军锐气，把黎元洪逼上谈判桌来，也向朝廷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来拜谒，表达了有意调停武汉战事、促成袁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的愿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今署理汉口总领事电称如下:清军攻克汉阳，革军退避武昌，军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现预备承认立宪政府，并因此事已发寄公文。”

清军大获全胜，冯国璋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见民军不敌北洋军，北伐无取胜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提出的停战条款。

十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过江，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来到武汉，因武昌陷于清军炮火之下，乃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场，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议。为使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议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袁世凯、黎元洪达成停战协议:从十月十三日早八时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时（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三天。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与清军的第一次停战，以后又签署了五次协议，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