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图为出席典礼的证件“庆祝券”。 图片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十月十七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页200）袁世凯发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织议和代表团，并颁发照会，钤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张南北议和在武昌举行，借以主导议和进程，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后，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会方面的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十月十七日议决“各省代表于十八日同船发赴南京”，他们把议和地点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会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愿来武昌，要他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十月二十三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

据在汉口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江苏代表雷奋说:“……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与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当时协议之条件有三:（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先是独立各省，对内对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电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会议。……各代表抵汉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电致汉口英领事，转告各代表，提出三项条件，谓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并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之意见，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页282-283）

伍、唐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

伍廷芳首先表达了南方对于议和的基本原则: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绍仪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

会谈气氛良好，伍廷芳对唐绍仪的表态很满意，他说:“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总之，君既赞成共和，则我等所求者息事后之和平办法而已。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但就实现“和平解决”的途径，伍、唐均语焉不详，争论一番之后，唐绍仪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摺，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军队必如此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的主张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对，他说:“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唐绍仪不同意，他认为，独立各省的代表皆为都督所派，而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来沪代表并非官派，只具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不能将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等同于将来的国民会议。这样，各省代表的资格、人数，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会议地点及开会时间，就成了伍、唐以后几次谈判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