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毛泽东很难成行。

毛泽东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议。”

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也还算比较实事求是。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和中共领导人。他说:

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苏联在帮助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有很大贡献，也有严重失误。对于失误，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在这里所讲的，不知他是否认识到他迟迟不接受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请求给中国党带来的伤害。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讲出这一番话来，也是需要勇气、值得称道的。他告诉刘少奇，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局甫定，毛泽东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问题。

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苏联访问。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访苏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无不与斯大林多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有关。毛泽东见到斯大林说:“我是一个有话无处说的人。”斯大林赶紧说:“胜利者是不能受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