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会大学的燕大，在成立之初就与其他学校表现得与众不同。校长司徒雷登似乎从未把传教作为办学的惟一目的。他总是更多地希望，燕大能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之所，进而塑造出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的模式来。

多年后躺在病榻上忆起往事，司徒雷登仍然会激动地表示:“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真理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学生们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老校长。在燕大当老师的冰心也在文章里说起司徒雷登，“在燕大团体中，人们都萦萦爱念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

在司徒雷登的鼓励下，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次在学生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34年，由于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学生举行了罢课并赴南京请愿。其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听闻请愿一事，连忙提前赶回燕大。在上海下船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燕大的学生是否去了南京请愿。直到确定燕京大学大部分学生都参加请愿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北平。许多大学纷纷南下了，司徒雷登却力排众议，坚持让燕京大学留在了北平。他认为，只有留在北平，才能给华北区的年轻人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了美国国旗，禁止日本兵入内，一边暗地支持学生们的抗日运动，为学生们提供一切便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燕大长期向大后方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输送学生，愤怒的日本兵冲进校园抓走了司徒雷登。在拷问一无所获后，日本军开始了对他长达近四年的监禁，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也就是在这段并不短暂的日子里，司徒雷登开始了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的书写，除此之外，他还在狱中用汉英字典给《四书》做评注，编写《中国四字成语》的小册子，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到西方去。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敏锐地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出狱后的司徒雷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校务。他四处奔走，筹募资金，推动燕大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正轨。这又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七十华诞，燕大师生特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庆会，而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会。蒋介石还特以一块刻有贺辞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这一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名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到底是哪国的大使？

在盛大的祝寿会结束半个月后，司徒雷登意外地接到了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的指令。

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各界好评如潮。上海《联合晚报》称:“中国人民的患难朋友司徒雷登博士继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传来，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

然而，大使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代表，必须时刻以本国利益为先。这却与司徒雷登深厚的对华感情有着巨大的冲突。

早在1940年，司徒雷登就以一封长电文致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直接以一笔政府贷款或商业贷款援华。

而1942年，司徒雷登又提出，要求美国终止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种种举动，让美国国会内部对这个新任大使充满猜疑。他到底代表的是哪国的利益？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负责帮他处理大使任内与中方互动的各项工作。在其他外交官员看来，这简直等同于让一名“外国间谍”在使馆内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