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分立与博弈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确定“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对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日本)帝国承认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则要另作考虑。”这说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扶植了两个“中华民国”，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日本当局认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会成什么大事，如寄国家信义于他，不难预见，将来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对于梁鸿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后任“梅机关”机关长的影佐祯昭就说过，他“只是过渡人物，无理政之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权，当然无法成为与日本签订和约，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抗衡的对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