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