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