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荔明的儿子杨念群出生于1964年，上小学时还是“文革”时期，整天拿着红宝书背毛主席语录，梁思庄就拉着外孙和其他3个小朋友，给他们讲英文，讲地理，“她拿着乒乓球，指着那接缝告诉他们什么是赤道，”吴荔明说，“这4个孩子最后都考上了好大学，都很有出息。”杨念群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

只有梁思礼受冲击较小，“1968年，我院703所所长姚桐斌被打死，周总理立即指示要保护6级以上的高级工程师。为保护我们，要求我们每天参加科研工作后不能回家，把图书馆一层楼的一半腾出来让我们集中吃住，家里送饭。门口有解放军站岗，谁也不许碰，造反派也没法来揪了。”

梁启超在世时，曾给孩子们写信，希望他们不要浪费光阴，过早卷入国内左与右的争斗，结果换了人间，他的子女却还保持着对政治的天真。梁思庄看不惯图书馆一些人只搞政治，不搞专业，就对女儿说:我比党员觉悟还高，我得给党员做思想工作！整风运动后梁思成写了入党申请，却对入党程序一窍不通，“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1966年开始的批斗，比1955年猛烈得多，在一轮轮的揭发、检查、游街中，梁思成的身体先垮了，尔后他又失掉开朗幽默的性格，变得沉默、胆怯，又时时对续弦林洙的子女充满愧疚（他们有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后爸）。1969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召集全校师生宣读毛泽东圈阅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后来称之为“清华经验”），这份文件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5种政策，其中第4条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在批了以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当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还有用，应有可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作反面教材。”

从那天起到2月27日，“用处不大的”梁思成在日记本上没写过一个字。

当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采访，组织一再叮嘱他“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地谈话”，但他还是失败了。他的谈话只剩下空洞的政治口号。30多年后再次相逢，那个诙谐风趣的梁思成彻底不见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

1978年12月，梁思庄复职，在北大，每天人们都看见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骑着一辆蓝色的小轮子自行车，和上班的人流一起前进。

1983年，梁思宁恢复党籍。早在1948年，她就因为是梁启超的女儿被开除出党。

1987年，国家科委追授梁思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3年，已是火箭专家的梁思礼当选中科院院士，这是继1948年思成、思永兄弟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以来，梁氏第二代中的第三位院士。

2004年，为迎接奥运会，北京重修永定门城楼。

梁思庄去世于1986年；梁思懿去世于1988年；梁思宁去世于2006年，她说，我要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梁思达去世于2001年，老人晚年喜欢看《国家地理》，喜欢看《猫和老鼠》，住在女儿梁忆冰家的时候，尽管腿脚不便，也总想做点事情，“我晾的衣服，他每次都抢着要去收”。

梁思庄和梁思达的后人都希望他们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姐弟俩总是拒绝，不约而同。

（感谢吴荔明、梁再冰、梁忆冰、梁柏有、周有斐、许维馨诸位老师接受访问；参考资料: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窦忠如《梁思成传》，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建筑师林徽因》，陈学勇《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梁启超家书》、《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梁思礼院士自述》，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