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段时间，农业合作化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梁思达人在经济部门，但再无机会考察合作化的政策，更不用说批评和检讨。“他们就跟我说，你爸爸吃亏在他学的不是自然科学，学的是经济，这在比较左的年代属于资本主义的一套。”梁忆冰说。

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五院（导弹研究院）成立，梁家第二代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梁思礼参与其中。

1938年梁思顺与子女摄于北平，后排左起周有斐周念慈周同轼，前排左周嘉平

梁思顺:“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

“文革”以前，梁家每逢母亲王桂荃过生日，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就要聚会。有时在母亲家，有时在西单附近的四川饭店。梁忆冰说，“二叔梁思成要是在，基本上就是他说话，他爱讲笑话，特别有意思。”

“三姑梁思庄也是特开朗的人，放暑假，三姑把我们接到中关村她家去玩，梁家人都爱音乐，我们就去翻她的唱片，听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什么的，我三姑回来看到了，不但不嫌我们小孩烦，还说孩子们我们时装表演啊，就放着音乐，换上旗袍从这头走到那头。”

“文革”来得太快了。

梁思成自受批判以来，“除了‘任务’，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建筑问题的文章，以为这样总可以不至于再犯错误了”，但还是在1967年成为“混进党内的右派”，并在次年被正式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抄家和游行示众。

梁思顺70多岁了，3个子女或在国外，或流放，或被批斗，都不在身边，红卫兵不许保姆给她做饭，“弟弟妹妹当时也自顾不暇，我同学是她邻居，听说她当时爬在地上，很惨。”梁忆冰说。红卫兵鞭打她时，这位与毛泽东同龄的老人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相信我没罪！1966年，她死在自己家里。

1968年，梁忆冰下乡前去看望祖母王桂荃，走到西单手帕胡同，一拐弯就看见祖母家的窗户纸破了，在风中飘啊飘的，“我看她不在，把我给急的，到处找，后来才知道是被我堂叔接去了。那时她已经得了痔疮癌，起不来了。”这一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里，没有子女来向她告别。

梁思达被派到下面的各生产队记账，1971年返回北京时，被迫退休，“一直退到街道，而不是退到本单位。反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有心结，去世前一周还在说这件事。”梁忆冰说，父亲被压抑了很多东西。

在北大，梁思庄被抄家3次，因为她说过北大图书馆某领导“只会务虚不会务实”，为此做了无数检查。“有一次，红卫兵把学校的很多善本书线装书放在现在那个大讲堂门口烧，然后把我妈妈押去看。”吴荔明回忆，“红卫兵斗她，让她穿着旗袍拔草，我也只能远远地看着，非常害怕他们打她。”

梁思庄被关在28号楼，每天排队打饭都要偷偷看看墙上的大字报，回家后她笑着对吴荔明说:“他们把我和杜勒斯挂上钩了，多有意思，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把我的身价抬得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