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历史真相决不是像康熙所论，是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 “，而是宋高宗的偏安政策，迫令岳飞班师，才使金朝得以在中原立足，造成了南北分裂的长久化。

宋高宗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自从绍兴七年(1137) 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

岳飞在绍兴十年被迫令班师后，悲愤交加， 力请辞职。但宋高宗的回诏却说，”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鄂国金佗续编》卷四《颍昌捷后俄诏班师上章力请解兵柄致仕不允诏》) 表明他尚不敢顺水推舟，乘机解除岳飞的兵权。然而一年之后，宋高宗不仅敢于解除韩世忠、岳飞、刘锜等将的兵权，还进一步将岳飞处死。

这又表明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 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解除他们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论中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

关于宗泽、岳飞等指挥的抗金战争的正义性，人们已经论述很多，在此不必再论。应当指出，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杀古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

自宋以降，关于宗泽、岳飞等抗金，各朝都有议论。宋人本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可惜今已佚亡。至于自元至清，不论持何种见解，即使是长于考证的清代学者，也根本做不到如今人那样，以现代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网罗史料，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人们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如《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之类，就不难发现此类史论与今人研究的差距，而康熙所论，当然就更是自郐以下。通过以上论析，对于康熙的议论，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偏见与无知相比，往往距离真理、距离公正的评价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