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的清朝尽管面对着衰败的明朝， 但事实上决非只依赖满族的力量即可吞灭。清朝所以能够吞灭庞大的明朝， 得力于两项成功的政策， 一是满蒙联合， 二是巧妙地使用明朝的降将降兵。明朝的致命伤之一， 则是被迫进行两线作战， 对外对付清军， 对内又须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军。

即使如此， 清朝对明战争也决不是像康熙所吹嘘的那样， “战必胜， 克必取”。例如袁崇焕就曾是清朝可怕的敌手， 却因崇祯的多疑和猜忌， 被清朝施用并不高明的反间计将袁崇焕置于死地。袁崇焕无疑比岳飞死得更冤更惨， 直到清人公布真相前， 还一直被误认为是卖国贼。清朝在统一内地后， 又能开疆拓土， 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并发展了昔日唐朝和元朝两大帝国的规模， 这是它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

金朝兴兵之初， 兵锋甚锐， 在跨两个年度其实大约仅一年的时间里就灭亡了北宋， 远比清朝灭明战争痛快。但是， 金朝初期主要是皇族统兵， 辽宋的汉人降将既无高明的人才， 也未得到金廷的重用， 而特别是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如果说南宋方面由于韩世忠、岳飞等军剿除了范汝为、李成、曹成、杨么等诸多反叛武装， 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 金朝事实上却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境。

在成吉思汗建国前的二百二三十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的西北主要边患。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朝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

金朝吞灭辽朝后，就接收了蒙古的边患。估计金朝官史中原先肯定有不少对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元人编修的《金史》中，虽已涂抹得相当干净，如今却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宋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 (1135) 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 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此处说蒙古在“女真之东北”，显然有误。《大金国志校证》卷九同年亦载此事: 冬，皇伯领三省事、宋王宗磐提兵攻盲骨子，败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北记》载，金朝兴兵攻宋时，其军中确“有达靼家”，可与《大金国志》之说印证。

此外，今存金完颜希尹碑虽有残缺，也记载了“ 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 “入朝奏捷”， “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完颜希尹(谷神) 与完颜宗磐(蒲鲁虎) 发生争执。这当然是最原始的记载。然而《金史》卷四《熙宗纪》只是记载当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并无攻蒙古的记录，同书卷七十三《希尹传》和卷七十六《宗磐传》也都不载攻萌古斯即蒙古事，无疑都是被元朝史官删削了。

大致在天眷元年(1138) 或二年(1139) ，金朝“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中华书局1986 年版。以下征引，版本同此) 。在金朝多年的宋使洪皓就回报宋廷说:“彼方困于蒙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 卷二二一《洪皓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四《先君述》，四部丛刊本；《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 中华书局1977 年版) 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朝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 年版；参见李蔚《简明西夏史》第226～227 页，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清太宗于金朝诸帝中特别盛赞金世宗，说:“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清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台湾) 华文书局1984 年影印本；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清太宗此说是服务于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策略，却是根本歪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