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原来是痛苦的药性折磨所致

“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吃“不老仙丹”是非常麻烦的事。

人吃了之后，身体先是发冷，接着发热，就像得了疟疾一般。“人吃进去后会面红，五脏六腑都会感觉在燃烧，必须大量饮酒来排掉身体内的毒。”王旭东说，这种“不老仙丹”的名字其实就是“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但喝酒除外。服用五石散后必须喝好酒、醇酒，而且必须是热酒，这样才能散掉体内燥乱的热气。

五石散不仅对饮食要求极高，对衣着要求也很怪。吃药之后会浑身长疮，必须穿着宽袍大袖才舒服，如果穿紧身衣，就会和皮肤摩擦，就像刀一样在身上割来割去；除了宽大，衣服的新旧也很重要，新衣服发硬，一般不受欢迎。又因皮肤敏感，衣物不能浆洗，新衣服和洗过的衣服比较硬，穿起来极不舒服。为了减少脚被摩擦的面积，他们不穿鞋而选择穿木屐，所以，魏晋的人看起来个个都是宽袍大袖，表面高雅、飘逸得一塌糊涂，其实他们心里苦得一塌糊涂。

因为几乎不洗澡和换衣服，衣服和身体脏了，便成了虱子的乐园，于是，“扪虱而谈”就成了晋朝名士风度的一部分。“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糊糊涂涂的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王旭东说，在丹药的毒害下，魏晋人的脾气变得很坏，有时甚至性暴如火。“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因经常服用五石散，结果有一次一只苍蝇过来烦他，他竟气得拔剑追赶。在说话方式上，魏晋名士也以说胡话、疯话为荣。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表现得多么“有性格”，而是因为在药物和酒精的毒害下，他们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也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不老仙丹”既是毒药为何能在东晋盛行

既然“不老仙丹”其实是取人性命的毒药，为何在魏晋时期，名门望族们还对它如此热衷，白白丢了性命呢？南京文史专家薛冰说，这和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有关。魏晋200多年是一个黑暗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祸屠杀，几无宁岁，再加上天灾和瘟疫，人民生活动荡不安。“东晋政府从中原被赶到了南京，这种迁徙之痛，让名门望族们顿时消极。”残酷的现实使名士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来越深。为了摆脱内心的苦闷和不平，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解脱。道家“消极避世，任情自然”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名士的这种心态，于是他们便开始转求三玄之学，把对现实的关注移到那些玄远哲理上，以期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沉浸于虚无缥缈的境界，达到精神上的麻醉。“这是魏晋名士在遭遇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下，在精神层面寻找慰藉和解脱的一种方式。”

“在魏晋时期，汉代主张的‘独尊儒术’正统思想被打破，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人们的思想文化趋向于多元化。而道家思想比较关注自我，主张无为而治，在名士们都消极悲观遁世之际，乘虚而入。”当时，道教中还分离出了一支神仙道教，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葛洪，他把长生成仙作为道士修炼的最终目标和自己的核心思想，把长生术突出为一切方术的核心，为神仙道教奠定了宗教神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此外，葛洪神仙观的核心内容中，还有一个“地仙”的概念，这就是修仙者可以先服用半剂金丹，成为“地仙”，在地上人间恣情享乐，直到想做“天仙”时，再将剩余的半剂金丹服下升仙。“地仙”的神仙世界是现实和超现实的奇妙重合，葛洪描述的这种“地仙”，不过是在世俗生活的延长线上补充了道士的宗教理想，是当时贵族名士安逸、放荡和嗜欲生活在神仙世界里的投影。

东晋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多种道教派别，而经过葛洪的改造，理论化了的天师道——神仙道教是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当时的高门贵族之中，信奉道教的现象非常普遍，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琅琊颜氏、高平郗氏、长平殷氏、太原王氏等，其家族全体或部分家族成员都是信奉道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