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在政治、军事上站稳了脚跟之后，便开始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并立刻采取行动，出乎寻常地走在了其他所有军阀的前面，显现出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非凡能力。

奉天子迁都许昌

有了军事上的实力之后，曹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正月，袁术部下陈相袁嗣投降曹操。二月，活动在汝南、颍川的黄巾余军首领刘辟、黄邵被曹操斩杀，另一首领何仪率众投降。因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曹操被献帝拜为建德将军。六月，又升迁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七月，曹操到洛阳护卫献帝，献帝给曹操“假节钺”、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等大权。所谓假节钺，是帝王赋予大臣生杀予夺权力的象征，凡拥有假节钺权力的大臣，可以代帝王行使权力。由此可见，曹操此时已经深得献帝信任，拥有了超过其他任何诸侯的权利和地位，曹操一生的政治鼎盛期由此开始。九月，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开始了东汉历史的重要转折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特殊的时期。

关于迎献帝迁都许昌，实际上，当时有不少诸侯都有这种想法，但是都因顾虑过多、行动迟缓而失去了先机。曹操在决定迎献帝迁都许昌之后，其部下也有不少人有重重顾虑，犹豫不决，但谋士荀彧、程昱等详细分析了迎献帝迁都许昌的利弊，力劝曹操赶快行动，这才使曹操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当时的献帝异常狼狈，被董卓、李傕等带来带去，由长安到洛阳，历尽艰辛，甚至连食物都难以为继。《献帝春秋》记载说:“献帝刚到洛阳的时候，宫殿已经被董卓烧毁，无处居住，只好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

曹操将献帝迎接到许昌之后，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同时又封曹操为武平侯。曹操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当然，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是有重要的政治目的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地位。所以将献帝安定在许昌之后，曹操便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

首先，曹操从稳定政治秩序着手，重新恢复长期以来一直遭到破坏的汉朝宗庙社稷制度。这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是让百姓摆脱战争阴影的重要手段，同时，不但是恢复朝廷的权威，更是恢复帝王的尊严。长时间的动乱，尤其是帝王任由军阀调遣，衣食无着，完全失去了一个帝王应有的高贵与安逸。所以，曹操树立了献帝的权威，也就意味着自己拥有了更高的权利。因为此时的献帝，已经完全受制于曹操了。曹操借天子之手号令四方，迅速在北方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并利用许昌作为根据地，向各地方军阀展开作战。

其次，大兴屯田。曹操深知，无论军队还是百姓，都离不开弥足珍贵的粮食，所以，他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让枣祗、任峻等率领民众和军队在许昌周围广开屯田。战争是残酷的，而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更是影响深远的，部队严重缺粮，饥饿的时候就到处抢掠，吃饱了则将多余的粮食随处扔掉，毫不珍惜。所以，军队因缺少粮食不战自败者不可胜数。当年袁绍在河北的时候，部队因无粮食不得不采桑椹食用，而袁术在江淮间也不得不取蒲蠃为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现象。曹操深知粮食的重要，他说:“安定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兵足食，当年秦国就是把粮食放在首位才能够兼并天下的，而汉武帝也是因为采取屯田制而平定了西域，这是过去朝代中总结出来的最好的办法。”

有了这种没有粮食的教训和开荒屯田的思想，曹操下决心广开田地，结果，当年就得到谷物百万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开垦田地，发展农业生产，曹操还下令州郡设置田官，目的是用于征收、囤积粮食。所以，曹操在以后的征战中，免除了运送粮食的劳累，为取得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在刚刚控制国家政权的时候，就首先想到屯田，发展农业，这是一种具有长远目光的做法，在历代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三，抓大放小，以柔克刚。这是曹操根据政治需要而采取的灵活的政治手段。曹操深知，自己虽然将献帝迎奉到许昌，但各路军阀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在还没有实力剿灭所有军阀的时候，还是应该采取灵活的手段对付各路豪强。建安元年十月，献帝拜袁绍为太尉，但袁绍不愿在曹操之下为官，怒气冲冲地说:“曹操多次濒临死亡，是我救了他，现在背信弃义，要挟持天子来命令我吗？”所以拒绝任职。曹操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把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献帝又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当时袁绍虽然实力强大，但曹操并非拿他毫无办法，只是不想与其争斗，因小失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曹操这种抓大放小、以柔克刚的做法还是非常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