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还没走完，更应铭记过去

《南》:当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是怎样刻写进知青们的心灵深处的？

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空前激烈，不仅仅表现在知青身上，而是具有全民性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性，那时候政治话语统治着整个社会。一切服从国家，一切服从领袖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点。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另外一方面又极端愚昧地忠诚，义无返顾地去了农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家和领袖来安排。

知青们当时只会唱革命歌曲，但那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不可能接触和被允许唱其他歌曲，否则就会被所在的集体谴责。我觉得当时整个国家都缺少思想武器，因为除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其它东西了，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精神形态却不是唯一的，所以 用单一的方法很难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南》:当年知青中的一些“精英”正处在现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比如你本人），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探索和批判？

邓:我见过失败的知青也见过成功的知青，那个痛苦时代带给了知青们巨大的缺陷，多数人都不能克服这种缺陷，它是这一代人的致命伤。现在知青们能不能再次超越自己，我也不太乐观。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心态平静地过好下半生已经不错了。知青中的少数“精英”是在一代人付出生命和精神代价之后，以此为基础得到成功的，整整一代人对他们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可惜他们的表现总是令人遗憾。

《南》:你能否谈谈知青们当年的政治热情与现代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什么区别？

邓:政治热情是知青最典型的特征，在他们的思想文化里，参加“文革”即是关心国家的表现，那是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即便是盲目的政治热情，也觉得是在效忠社会、效忠国家，还和英雄主义、国家至上与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很难说那时的政治热情与现在的国家公民道德和义务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需要不同的公民，以及他们所呈献出来的道德和义务；反之不同的公民也将塑造不同的国家和社会。

尽管我内心对知青们的政治热情持批判态度，但我不会公开去做。我只想说知青的历史对后代的教育意义很大，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反思的借鉴。

《南》: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什么，它在当今主流精神里有着怎样的痕迹？

邓:现在时间还太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肯定会留下东西，比如不断出现的各种知青文学，它可以告诉后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对知青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现在渐渐理智和客观了，是好是坏后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多数知青仍然健在，他们的路还没有走完，他们仍然可以有着欲望和理想，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是不能横流。

关于历史，我总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徘徊

《南》:除了你自己的作品外，国内外关于知青的书籍、影视作品还有很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邓:据我所知国外关于知青的作品不是很多，这可能是因为多数知青出身或者愿意关注知青的作家生活在国内，而且我觉得国外关于知青的作品都不够客观，那些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写，是否有种故意用中国的特殊历史和人物经历，添油加醋地取悦国外读者，或者说放大个人的情 感，我不得而知。

国内关于知青的作品就很多了，流派也很多，但在这里我不好评价，因为容易形成个人恩怨，但是可以说让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很少。不过这些作品以及它们的作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性，张承志、张抗抗、陆星儿和梁晓声等很多著名作家都曾经是知青，也写过不少关于知青的作 品。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和行为，努力发出了声音，共同组成了知青文学的大厦。

知青的作品显示了一代人的记忆和反思，审美和留恋，他们的努力和劳动都值得尊重，他们为这一代人留下了文学记忆。

《南》:10年时间里，你先后写了《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和《中国知青终结》，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历程？

邓:写《中国知青梦》时倾诉欲望太强烈了，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说。7年的知青经历，后来又见了很多，听了很多关于知青的故事，也看了很多知青的档案，总觉得不说不行了，那是一种情感被多年压抑后的总爆发，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抚慰。

1997年写《天堂之门》，主要是注意到知青们已经回城了，他们的经历太特殊，或者说伤痕太深，留给他们的缺陷致使他们在事业上的失败，而且这样的失败是必然的。当时这本书引出了不少非议，许多知青对它不太满意。

2001年开始写《中国知青终结》，前后拖延了两年多，可以说是因为越写越迷惘，理智和情感的斗争很激烈。到境外参加缅共进行武装斗争的是知青中思想最单纯的一批人，对他们如何评价让我觉得很矛盾，尽管他们的个人品质是好的，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方向都错了，个人是 无力违背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写得并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情感陷得太深了，甚至接近疯狂了。我在内心强迫自己要同情他们，理解他们，所以造成理智经常迷失，也会自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

《中国知青终结》是我写作上的一个教训，并非所有的勇敢精神和行为都值得后人去赞扬，作家不该怀着个人情感去写作。

《南》:你的书读后总觉得像一部部中国青年苦难史，是不是知青文学无法超越苦难书写？

邓:苦难也是我个人的局限，我的身心也经历过7年的知青苦难，所以我无法完全摆脱，以至于在作品中还有许多局限，我也希望将来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这种苦难。优秀的知青作品应该多一些平静、宁静，而不能总是一种激动态度。

《南》: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这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这种逃避自身检查的文化，是我们的劣根性之一，知青苦难命运的发生，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邓:这个问题可以问任何一名知青，因为这涉及到个人与历史潮流的关系，一个能够反省的民族才是理性、成熟的民族。这一代人从学生到红卫兵，再到知青，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大家都应该有一种反省的态度，犹如不能把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完全推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 一样。

现在知青们早已融入各种人群，都应该从自己与社会关系冲突中得到教训。一些红卫兵曾经殴打自己的老师，虐待自己的同学，参加“破四旧”，与父母断绝关系……表现都非常残忍，令人难以想象，所以我觉得知青们应该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宣扬自己的痛苦。尽管当时是整个社会的导向出现了错误，但是个人的反省能力能够说明一个人的品质，以及他推动这个社会的杠杆能力，不会反省的人，社会生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 如果说到知青中的精英，他们更应该是能够反省，敢于批判和超越自己的，反之就是假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