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报考的时候，刘源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战士、学生、农民”，“现在是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

小平叔叔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批转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厂教育处通知刘源可以报考的消息。

许多年以后，刘源推测这封信流转和送达的过程: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下面拆信的人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要把这个信递给邓老，看他怎么表态”。下面当件事情一级一级报上来，就不好压了，越往上走越不好压。信就这样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这当然是个未经证实的过程。可以确切知悉的，是1979年1月，刘源的母亲王光美出狱。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其时，刘源已经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

师院历史系77级班主任周兴旺第一次见到刘源，是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中。这家旅馆，是当年北京市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周兴旺就代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在此招生。在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了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已经过北京市高招办筛选。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他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他想:那就选个大的吧。拿了刘源这一份。

录，还是不录?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副主任崔耀先是老干部。在讨论会上，崔耀先展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力。

他看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

刘源因此有机会去崇文门内旅馆。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

1978年3月8日，刘源入学。起点公平的高考，让他的命运曲线重新划出上升的轨迹。

刘源的大学之路，似乎充满着偶然。偶然的信，偶然的送达，偶然的批示，偶然地遇到崔耀先……这些偶然，只可能发生在1977、1978年。“四人帮”粉碎了，“两个凡是”还在，多年的禁锢未除，但松动已经萌芽。那是中国的惊蛰期。

刘源在大学一年级领到的历史教材，扉页上还印着“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老师讲课，也会在批林彪、批“四人帮”的时候，批一下刘少奇。这种时候，低调的、规矩的大学生刘源，最通常的反应，是“不反应”。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彻底平反。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今天，当年的直接受益者、目前已是解放军中将的刘源表示，恢复高考决策的英明和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挽救了这么多人”。他提醒，更应该回头看之前荒唐的十年。对目前饱受抨击的高考制度，刘源也认为确实是有问题，需要改革。但他反复说，“不是没有砸碎过。全砸碎了更完蛋。”

1966年，刘源亲手递出的信里，就有“不破不立”的话，建议对高考作“彻底的改革”，“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都是这几年看着挺眼熟的言语。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中，有必然重复的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