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了”。

王小波聪明。不仅体现在他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当地生活做饭都需要到山上去砍柴，是当时最累的活之一，王小波找到当时的农场场长于云生，提议建个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自己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经常过来当帮手。后来，沼气池快要完工时候，王小波因为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

现实的插队生活里，北京的知青们男女之间互不说话，这让当地人也觉得纳闷，“其他地方的知青可不这样”。《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在小波的插队时代因此没有丝毫萌芽的迹象和可能，至于让人产生诸多猜想的女医生陈清扬，现实里也并不存在。山上15队有两名医生，都是男的，山下的14队倒是有个女医生，叫杨应珍，不过严格意义上只是给医生陈德勋做助手的卫生员，1953年生人，比小波还小1岁。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容和善，身材稍胖，怎么都看不出小说里的风韵。倒是小说里王二被批斗的场景，在小波的插队生活里倒是真实出现过。

批斗缘于一次打架，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龙闷儿，因为用牛的事起了争执，“小波跟人家动了手，还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类似《黄金时代》里，王二和三闷儿的纠纷。虽然很快被工友劝开，但王小波和当地人打架的事在农场扩散开来。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娱乐生活特匮乏，晚上点起煤油灯搞批判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同是教育部大院子女的插队知青肖林回忆起当年几乎天天上演的批判“破鞋”活动发此感慨。和王小波一起遭批判的还有赵和平和另外一个叫杨树龙的人。赵和平提起这段经历，会微微一笑，“每天晚饭后，3个人就被叫到农场托儿所的宿舍里，蹲在不到1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整整持续了一星期”。此后王小波受到惩罚，被分到打谷场去扛200斤重的麻袋，赵和平则发配到场院去晒粮食。一时间队里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他和王小波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14队的北京知青那时还分成两派，二龙路中学的高干子弟和太平桥中学的平民子弟，两帮界限明显。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当然看不起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艾建平回忆，“唯有王小波和他们能说上话，不为别的，就因为太平桥帮那边有个头儿也很幽默，爱侃故事，小波觉得那人有意思，就跟他慢慢地搭上了话”。因为王小波和太平桥帮的头儿慢慢熟悉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紧张气氛有了些缓和，但王小波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开批斗会时候，很多人就把那个小子干的坏事都安到小波头上了，但小波从不辩解”。

王小波的身体从小就不好，除了在朋友中间广为流传的软骨病，除故事里经常把腿搭到脖子上的经典动作以外，大家回忆他从小就嘴唇发紫，在云南插队时由于气候潮湿，天天泡在稻田里，心脏病有所加重。从1970年夏天开始，王小波就说自己胃疼，不爱吃饭，但也都没拿着当回事，让他去医院看医生他也不去。没过多久，赵红旗发现王小波的眼白发黄，吃不进饭。到11月份，王小波开始高烧不退，大家还以为是感冒，连着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以后，开始滴水不进，吐了胆汁，大家才意识到病情严重，连夜找来担架，五六个人轮流将王小波抬着赶到8里地之外的农场医院。“幸亏那天晚上把小波送到医院，要不然命都难保。”后来，王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还专门写了和平送他去医院的事情。黄胆性肝炎属于烈性传染病，医生不让陪床照顾，赵和平他们就连夜赶回宿舍，王小波一个人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人瘦了一大圈，一脱衣服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当时治疗肝炎没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让多吃糖。出院后，王小波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王小波向农场请假回家探亲，前段时间农场刚刚因为肝炎死了一个北京知青，领导很谨慎，很顺利准了王小波的假。假期结束，王小波准时回了农场，给大伙带了几条“大前门”香烟，还给经常照顾他的班长带了4条肥皂，在农场肥皂属于稀罕东西，当地是买不到的。赵红旗他们跟他开玩笑“人家走了就不回来了，你怎么还回来了？”王小波反问道:“不回来能去哪里？”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粮食。

到云南后王小波因为身体始终得不到恢复，在1971年春天的时候又向组织办理了到干校探望母亲的手续。由于上次请假准时归来，表现良好，队里很快批准。已经到农场医院上班的那佳碰到来县城办手续的王小波，“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身体就彻底毁了”，王小波如此解释。两年以后，政策有所松动，知青才可以办理病退，需要当地医院开证明，回到北京以后再做复查。1972年，患胃病的艾建平就是以病退的方式离开。

弄巴农场的老人们并不清楚离开的知青们都有怎样的发展，名人也罢，普通人也罢，有人愿意去那里，跟他们聊起久远的往事，他们已经很开心了。结束采访的时候，非得让记者吃过特意备好的晚饭才能走。2005年8月，艾建平和姐姐艾建英专门回云南去看看当时插队的地方，他们和队长王永贵、医生陈德勋以及其他老职工的合影，被陈德勋贴在堂屋墙上相框里醒目的位置。艾建平说，临走时候，老乡们只重复着一句话“再来啊”，眼里含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