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从上述文字中得出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澄有任何正效应的话，则不是笔者全部本意。当步入中年的知青叙述当年上山下乡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各种创伤时，直言不讳，毫无粉饰之辞；同时，他们也十分动情地记叙起那段经历将他们锤炼得深沉、练墩坚韧了，遇事不易冲动、偏激和随波逐流了，备加疼爱自己的祖国和热爱美好的生活了。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知青们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驻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他们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现状，并为此抛洒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在奋斗中，他们清醒认识到，改变中国贫困面貌是如此之艰难，从而，他们对我党和政府在治国方面的失误，往往都能予以理解和谅解。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相当稳定的和可以充分信赖的群体。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三大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从农民乡亲们那儿学到了勤劳、纯朴、智慧、韧性和忍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尽管知青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深情和联系。

再次，上山下乡使知青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发展的政治品格。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上山下乡运动的流产，并没有使他们淡薄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

最后；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三

无庸讳言，知青自有知青的缺陷，而有的缺陷正源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实事证明，像“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应再搞的，但这绝非意味着对上山下乡这一社会现象的一概否定。上山下乡并非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上山下乡仍会继续搞下去。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应当堪续搞下去的，也是可以继续搞下去的。但这绝不是以往上山下乡的简单复制，必须在观念和具体措施上予以革新。

城市知青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是需要这些。最适于发挥知青优势的岗位不能再是挥锄头、舞镰刀，而是把知青放到农业科技、教育、第二、第三产业等领域中，发挥其特长。在安置地点上，不一定把他们都安置到自然村。目前，我国逐步形成的农村小城镇，可以作为城市知青的主要安置点。

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第一，二、三代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也应当是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同样也应当是知识分子健康成长不能舍弃的道路。要告诫城市知青，千方百计地抵制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所带来的持久的忧郁感、痛苦感以至绝望感。

鉴于当代城市知青思想水准的多层次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需要制定灵活多样的上山下乡的具体政策，不可简单划一。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待遇要从优从厚；上山下乡的时间长可至终生，短可至数年；上山下乡知青的子女教育要从优解决。只要政策适于知青的思想实际，并得到切实贯彻落实，新的时期条件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另外，鉴于人们对“上山下乡”这一概念所抱有的逆反心理，可以换一种提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山区、边疆对知青需求的状况；研究当代知青的价值取向、身心承受能力，使上山下乡的内容和形式顺应新时期发展的趋势。

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一大特征，中国农村中小城镇的逐步形成，是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由此，有人认为，如今再搞上山下乡，是对历史的反动，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农村中小城镇化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一过程的完成要经过很长的年月，这期间，需要众多的城市知青做出自己的贡献。没有中国墟市知青的参与和奉献，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是无法最终消除的。

中国知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这一传统会为、并已经为新一代知青所继承。知青上山下乡会以某种新的名义、新的内容和形式缮续搞下去。这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命运。(原载《理论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