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春节过后，我被公社党委从大队抽调上去搞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我们的派驻地是本公社南王大队。

那时候，周总理刚刚去世，“四人帮”为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含沙射影地诋毁周总理，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同志，并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机器，大肆制造社会舆论，极力把他们装扮成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

当时，“四人帮”鼓吹得最突出的一条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把马列的基本原理断章取义，说“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就是产生私有观念的思想根源；“商品交换”就是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我国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在农村，那要达到彻底消灭私有观念、取缔“商品交换”的目的，就必须牢固占领农村这个阵地，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总路线，坚决杜绝自主经营，限制商品交易。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社教宣传队一行八人进驻了南王大队。

南王大队的自然条件比较差。全大队没一亩水田，都是旱地，吃粮完全靠天。风调雨顺时，一亩地还能打个三百来斤粮食，碰着老天不开眼，那就只有百八十斤，甚至颗粒无收。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不但温饱不能解决，甚至吃水都成问题。因为地处旱塬，水位很低，打井几十丈深，吊上来的都还是黄泥汤，所以，大多数村民就只能吃露天的池水，也就是雨天流到坑里的水；有的特困家庭，全家七八口人睡一个炕，只有一床被子合盖；我所驻的那个生产队，一户村民有七个孩子，全是女的，因家里实在太穷，年龄五六岁以下的基本上就没穿过裤子。

多年来，南王大队就一直处于这样的贫困状态之中。国家虽然也年年拨给救济款、发放返销粮，但也只能是勉以为继，治标不治本。

刚进村时，看到这种状况我们都很难过，但也爱莫能助。因为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提倡的是“宁肯卫星不上天，也绝不能让红旗落了地，”“宁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绝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一切都要用政治的标尺来衡量。按照当时的观点，就是说虽然群众的生活是苦了点儿，但是与避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千秋大计相比，还只能算是次要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在琢磨，解放都二十多年了，南王大队的生产为什么一直都搞不上去？主要原因到底在哪里？这时，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对呀，主席的话让我们豁然开朗。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一定是出在干部没带领广大群众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的问题上。现在我们来了，只要能帮他们抓好这个“纲”，那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每周定期召集大小队干部学理论，揭“盖子”，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社员到政治夜校学习讨论外省市的先进经验，办专栏，举行赛诗会，搞忆苦思甜，唱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总之，通过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使干部和群众懂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将长期贯穿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之中，我们绝不能只顾拉车，不抬头看路，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

经过几个月的大力宣传教育，从表面上来看，干部群众的进步还是相当明显，不少人在学习发言中都表示，一定要种好粮，植好棉，努力减轻国家负担，争取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联系本大队的实际，就是集体绝不搞多种经营，不参与集市交易；个人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只种自用的农作物。

看到这种喜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我们都很高兴，决定择日召开一个现场会，让其它大队的干部都来观摹，并在以后适当的时候作全公社范围的经验推广。

为了使现场会具有强烈的说服力，我们还准备挑选几块精耕良作，庄稼长得壮实的“样板田”。

一天，我们工作队骑着自行车正在四处察看时，突然发现远处有块庄稼地有些异样，荆队长就招呼大家前去看看。走进一看，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块严禁种植的西瓜地！好家伙，瓜秧长得都有俩个巴掌那么大了。荆队长当时脸就变色了，立即差人去把生产队长和大队支书叫过来。趁这空档，我们问瓜农这块儿瓜田有几亩，他说共十亩，都快该开花结果了。

没过多大功夫，队长和支书就赶到了。看到我们一个个脸色铁青，支书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严重了。他立即掏出身上的香烟，尴尬地强颜欢笑说：“抽烟，抽烟。”

我们也没客气，接过烟随即问道：“这到底是咋回事？”支书就指着旁边的生产队长说：“你给工作队的同志们解释解释吧！”

“是这么回事，”队长点燃了自己的旱烟袋，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今年旱情比较严重，麦子收成很差，除去上交的公粮，社员的口粮就没多少了。考虑到这种天气种西瓜比较合适，我们就想种上几亩，计划在西瓜上市时给社员换些口粮。”

“那事先向大队请示过吗？”荆队长问道。

“没有。等大队发现时苗都长出十几公分高了。”

“那你知道这事的严重性吗？”

“知道。”

“知道什么？”

“这是搞多种经营，搞资本主义，破坏路线教育。”

“那你说现在该咋办？”

支书这时在一旁连忙插话了：“荆队长，首先，我要说种西瓜肯定是错误的，而且性质很严重。刚发现时，我们也曾想锄掉瓜苗，可当时看到苗已经长那么高了，除掉实在可惜，就给留下了。荆队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支书接着用祈求的语气说：“只要能保住瓜秧，我作为支书，愿意作深刻检查，接受组织严厉处分，并承担全部的责任。”

“你承担责任？说得轻巧，你承担得了吗？”荆队长一听支书这话，马上就来了气儿：“同志，要知道这可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呀！十亩瓜秧事小，锄掉了还能再种，可要是道路走错了，那想回头都不容易了啊！”荆队长接着说：“我们本来还准备在南王大队召开路线教育经验交流会，现在看来只能改成教训总结会了。不过这样也好，可以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路线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第二天下午，全公社的大小队干部都来到了瓜田现场。生产队长和支书分别作了深刻检查，荆队长当众宣读了公社党委对此事的处理决定：生产队长被就地免职；支书受党内警告处分；十亩瓜田立即犁掉。

在两台拖拉机隆隆的轰鸣声中，绿油油的瓜秧被很快埋在了松软的黄土下面。看看与会的干部，大多数都表情凝重，缄默无语；被免职的生产队长，一声不吭地蹲在地边儿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老旱烟，隐约中还能看到他眼角噙着的泪花。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坚持了正确的路线？还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我无法作出结论。但有一点却是非常肯定的：我很同情这位生产队长。我在寻思，他此刻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泪水究竟是为何而流呢？是为自己被免了职？是为那埋在地下的可怜瓜秧？抑或是还在操心社员日后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