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得不好你就再回杨郎吧

如果我不曾到杨郎来过，我当然不会牵挂这个地方。如果来了而我的父亲没有蒙冤，我完全有可能在下乡一年后就被抽调回城，那杨郎也就会留给我一个简单而美好的印象，我也就不会过多的牵挂这个地方。

然而我来过了，并且来时还喊着一个铮铮响的口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四年过去后，我没有撼动杨郎的天，也没有撼动杨郎的地，倒是我自己从思想到肉体都被打理了一遍。那种经历使我当年走出这里时抱着一种决绝的心理，我发誓此生再也不踏上杨郎的一寸土地。

但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决绝过后却有着这般深深的牵挂，并且终生都难以摆脱对这片热土的那种带着痛楚的热爱。

当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过去以后，全国各地很多知青都怀着复杂的心情，陆续踏上归程，前往原来战天斗地的地方，去寻找自己遗失在那里的旧梦，去了却自己各种各样的心愿，去看望一个又一个值得看望的乡亲和朋友。曾在宁夏固原什字公社插队的杭州知青中也有一些人专程回来探访他们的第二故乡。而我，仅仅在离开杨郎的两年以后，心里就已经多次涌动着一种想回杨郎看看的冲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回杨郎的愿望也愈来愈强烈了。想到我曾经有过的决绝誓言，我开始觉得自己当初太意气用事了。时间冲淡了我的怨气，何况那有些怨气本身就是不够理性的。

我想知道，那些曾经与我同坐在一条地埂上拉家常的妇女们现在是否还是那样忙碌，想知道那些曾经向我借钱同时又免费供给我萝卜白菜吃的人家，现在生活有无提高，想知道那曾经暗暗地关心着我的房东姨娘，现在是否已经从丧夫的悲痛中自拔了出来。想知道那位给予我同情、支持和帮助最多的右派分子刘锡林一家人是否过得好。想知道得事情太多太多，想见的人也太多太多，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跳跃着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七四年暑假的一天，我路过杨郎时去转了一圈。见我那窑洞比两年以前更破了，破得斑斑驳驳，千疮百孔，但依然疲惫不堪地立在那里。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未及与更多的人叙旧。

一九八一年的春节后，我带着给刘锡林妻子买的衣料，也带着我的丈夫，再次到杨朗，并在刘锡林家住了几天。这几天中，我看望了我的两家房东和其他几户人家。那时，土地已经承包到户三年了，焕发了干劲的农民们连年夺得粮食高产，家家不愁吃喝，人人都陶醉在大丰收的满足之中。

这时，八石和骚娃哥俩都已经娶妻生子了。这没有丝毫血缘关系，但却在一个锅里吃了近二十年饭的两弟兄，在各自都娶了媳妇后就分家单过了。八石在我们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新盖了房子。他便坐在他家新房的炕沿上，兴高采烈地给我吹嘘了一番他们的幸福生活。他说："现在我们的清油不是装在大罐子里就是装在半截子缸里，再也不用小瓶子装了，炒菜用茶缸子舀油，不像过去那样往锅里滴上两滴就行了；麦子也打得比以前多多了……

八石在农闲时还做点小生意，可能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吧，他一激动就对我夸海口说："你要是在城里混得不好，就再回到杨郎吧，我家的土地给你两亩，你种上庄稼，闲了你再倒腾点小买卖，保险你能浑吃大喝的。"我想我再混得不好，也不至于重新回到杨郎来务农吧？但我只是笑笑，不去回应他的话，只做一个忠实的听众，满足一下他的良好感觉。虽然我绝对没有重回杨郎的可能，但我还是感谢他的慷慨。

这次回来使我放下了一桩心事，我知道杨朗人终于不再饿肚子了，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直到这时我也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牵挂的居然是这个问题。

杨郎成了首个亿元村

二○○六年七月下旬，是我突发脑栓塞的一个月之后。当时后遗症还没有全部消失，心脏功能也不好。我应三妹的邀请从银川回到固原，住在她家养病。在二十多天的养病期间，我很想再去我插队的地方看看。屈指算算，距离我第三次回杨郎已经有二十五年了。

这次是我的四妹夫开着私家车送我回去。当车子徐徐开进杨朗路口时，我看见那原来空空的丁字型街道的竖街，现在已经是鳞次栉比的厂房和商店，这些厂房和商店一直排列到银川--固原的公路边，并沿着公路继续向两头延伸。大大小小的农具厂、铸造厂，副食品厂、翻砂厂、酒厂、杨郎乳业、医院、美容院、药店、拖拉机修理厂、手机维修店、食府等等，应有尽有，让我目不暇接。

四妹夫边走边介绍说："从不同程度上说，整个杨郎大队甚至全杨郎乡的人都靠这些企业吃饭，靠这些企业挣钱。"

从竖街上经过时，还可以看到原来那简陋的杨郎小学和杨郎中学都被拆除了，在它们的旧址上，有两座现代化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我的心很急切，想早一点看到我怀念中的杨郎四队，我真还猜测不出它现在是何等模样。但走进杨郎那丁字型街道的横街时，街上的冷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从前那人来人往的景象没有了，乡政府因与头营乡合并而搬走了，供销社和信用社都搬到公路边去了，原来住在街上的杨郎四队的农民们也都搬到走了。

原来那差一点将我吞噬了的水坝也被生产队填土造田了。现在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大片低洼的农田，已经看不出这里曾有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水坝。杨朗本是有名的小麦和糜子种植区，但现在很少见到麦田，到处都长着茂盛的玉米。

水坝东南边有我们四队一个小村落，现在它的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街上的住户都搬到这里了，长期被水坝一隔为二的杨郎四队现在终于珠联璧合了。

不光是街上新搬来的住户都在这里盖了新房子，这里的原住户也都纷纷拆除旧家建新家，提高自己的住房档次。现在再找不到以前那种低矮、昏暗的小土屋了，再也见不到全家七、八口人挤在一铺大炕上睡觉的情景了。

农民们新建的院子都是四合院，家家的上房都建造得很讲究。一律瓷砖铺地，磁片贴墙。因为房子很大，他们都用鲜艳的窗帘布做成落地式帐幔，将房子隔为两部分，或者三部分。帐幔的里边是卧室，外边是客厅。沙发一字儿靠墙摆放着。乍一走进这样的屋子，眼前一片亮丽和辉煌。你会以为走进了电影上看过的，解放前的官府人家了。

这时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家家户户都在打场。虽然麦田不多，但产量的提高使很多人家的杂屋里都摞着几十个装得胀鼓鼓的麻袋。而且家家户户的墙根都放着一排大西瓜，在不少人家的院子里还可以看到四轮拖拉机和摩托车。

见了杨郎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互认了出来，立刻就亲热无比，很快就能畅所欲言，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陌生感。走进任何一家，我都可以毫不见外地要求给我做什么什么饭吃。

我们从东家的院子里聊到西家的屋子里，又从西家的屋子里聊到东家的院子里，时而赞叹一番满院子里凉晒的玉米棒儿，时而感慨一番满墙上贴的白磁片儿。

提到我当年在杨郎的生活和劳动，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你在这里真是把罪受匝（够）了。另一句是："你那会儿像儿子娃娃一样吃苦能干。"

与我年龄相仿的方吉鼎说："你那会儿是贵人落难，难过去了，肯定会重见天日的……唉，那时候人人都穷得很，谁也顾不上照顾谁。你现在要来咱们这儿插队的话，我们决不会让你住那样的破窑洞，肯定给你箍一个新窑洞，里外都用水泥抹得光光堂堂的。"

另一个人接着这个话茬说："看你说的是啥话哎？这会儿谁还住窑洞呢？她要是现在来插队，谁家的院子里还腾不出一间空房子呢？"

我的第一家房东八石不在家，据说串亲戚去了。但杨郎人告诉我，他现在日子过得亮将（美满）的很，娃娃也考上大学了。我想，等他的娃娃大学毕业工作了，他们的日子就更"亮将"了吧。

方基鼎扳着指头给我数了一遍，说我们杨郎四队现在最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在外边"干事儿"。想到我插队时，这个队才有四个人在外边"干事儿"，前后相比，怎能不让我连声感叹呢？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这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人还是原来的人。而且土地有减无增，人口有增无减，据说国家也没有给这里投资什么，好多压力抽水井也都是农民自己花钱打出来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杨朗人在生产和生活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与杨朗农民探讨一番。

说起这些事儿，他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我。他们说土地承包之前人们的思想都被上面统了，在地里种啥庄稼都要由上面指定，农民说了不算。那么平的土地还硬要让队里修成大寨田（即梯田）。

他们高兴地说，现在你想说啥也敢说，你想咋干就咋干，没有谁来限制你。全队一大半土地都能灌上水，除了种一些自家吃的口粮外，其他土地都种上了经济作物，比如葵花、玉米、胡麻等。拿玉米来说，丰收时亩产可达两千斤，每斤玉米平均卖七毛钱，两千斤就能卖一千四百块钱。而且玉米浑身都是宝，连玉米秆、玉米芯都能做饲料，所以，种玉米的收入是种麦子的好几倍。

我问他们对那时和现在这不同政策的看法，他们异口同声说，那还有啥说的呢？当然现在的政策好。那时候年终分红全家最多也就分到一百多块钱，把一分钱掰成八瓣也不够花。现在家家都有人在外边挣钱，不是在本地的企业中工作，就是出门到其它地方打工，再穷的家庭每年也有上万元的收入。据说有人统计过，仅杨郎三队去年一年从外边挣回的劳务收入就有一百多万。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穿暖了，而且家家都攀比着盖大房子和好房子，攀比着买摩托车和拖拉机，攀比着过日子。末了，他们还对我说，要是早实行现在的政策就好了。

触景生情，我不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唱了一句"翻身农民（奴）把歌唱--"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他们说，现在除了唱秦腔，没有人唱歌了。

我想找一家旧房子照张像留作纪念，就问谁家还保留着四十年前的房子？

他们遗憾地摇摇头说："唉--兀没有了，一家都没有了。"

谈话间我问起当年的杨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否还存在。他们告诉我，现在杨郎村采取政府补贴，个体私营企业捐资，村民自愿集资等方式，筹集三十多万元新建了能容纳九百多人的文化活动中心，为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搭建了平台。每到"秦腔自乐班"举办"想唱就唱"的活动时，该活动中心就挤满了男女老少。听了这一消息，我不禁想起当年我们连化妆费都拿不出，不免又感慨了一番。

我又提起当年回乡知青张克俭结婚时，我送给他一对塑料肥皂盒做礼物，结果他妈妈怎么也不肯接受的事。张克俭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时谁敢收礼？收了礼就要待客，但人们穷得连一顿汤面片都管不起呀！"

只因为我队的地主分子保占英是张克俭的舅舅，当年的回乡知青张克俭和他的弟弟张克让都像他们自己的名字一样，时时刻刻约束着自己，事事处处礼让着别人，但依然不能像别的回乡知青那样被招工招生，只能一如既往地在生产队里温顺地劳动着和生活着。

可是今天，张克俭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留在宁夏的首府银川市工作。张克让在杨郎开了一家农具厂，厂址就在我第一个"故居"的近旁，我的第一家房东那前后两进院子都被他吞并进去做了厂房。我去他的厂里略作参观，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卡车，几个工人正在装货。张克让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而他的两个年轻下属正在电脑前忙乎着什么。看样子张克让早已经不是一个土老板和土财主了，而是一个上档次的企业家了。

当听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杨郎的书时，张克俭说："那真是太好了！把你当年在这里过的那苦日子写出来，把我们大家过的那苦日子都写出来，让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看看，要不然他们都太不懂事了。他们现在吃好的，穿好的，住的好房子，还满嘴里胡说八道。硬说这不行，那不行，我觉得他们真没有良心啊，不知道长辈们在改革开放前过的啥日子唉。"

听到这些话，我写书的信心更足了。

看见杨郎的变化，我突然想，要是现在我仍在杨郎会怎么样呢？我想，凭我那敢想敢干和不甘平庸，凭我的吃苦耐劳，这些漂亮的四合院中，说不定有一座就是我的。那我今天就不必在我家的沙发和茶几之间磕磕碰碰了，也就不必在书柜与床之间闪闪避避了，我也会躺在宽大的粉色帐幔后面做着美梦了。

假如我今天仍在杨郎，杨郎的这些企业和商店没准就有一家是我的，我也就是堂堂正正的小老板了。退一步说，即便是什么都没有，光是我那七分自留地种了玉米也该打一千多斤吧，那可比我下乡第一年所拥有的粮食还多啊，我又怎么会挨饿？

想起刚改革那几年，我在杨郎见到八石，听到他对我说，如果你在城里混得不好，就再回到杨郎来。当时我还暗暗发笑，笑他的幼稚。现在想来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惜我当年狼狈地从这里逃走了。因为当年即便我能预测到未来的光辉前程，我也不知道从那个土窑洞到四合院之间，从那个衣衫褴褛的女知青到某个商店的女老板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我又能否熬过这一距离？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固原县插队红河公社的知青们也纷纷故地重返，发生在那片热土上的变化同样让当年的知青们神往。我的朋友彭映霞和李璐姗探访了她们当年的插队之地后，也像我从杨朗回来一样感慨万千，她们说那里的所有农民都不再住窑洞了，他们家家都盖起了大瓦房。人们农闲时骑着摩托车往来于宁夏固原与甘肃平凉之间，做着各种各样的买卖。见到当年的知青，农民们又高兴又感动，白天他们杀羊宰鸡炸油饼，拿出自家最好的食品招待客人；晚上他们烧热了炕，取出自家簇新的被褥给知青们盖。

当年被知青们占据的清真寺窑洞虽已经破败不堪，但新的富有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早已经修建起来了，那悠扬的颂经声又响彻在山梁与沟壑之间。

参观过后，彭映霞与李璐姗一屁股坐在当年的窑洞门坎上热泪畅流。

农村的巨大变化修正了我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以前，我以为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造成了磨难，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中国人向来"不患寡只患不均"。我插队时也是不怨钱粮少，不嫌劳动累，不怕生活苦，只恨不公平。假如下乡后能真正根据知青个人的现实表现，实行择优录用和择优招生，那么知青们到农村去锻炼几年再工作对个人未尝不是好事。即使不被选拔出来，只要政策合适，知青们在农村照样会生活得像个样子，照样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作贡献。

就在我校对这篇文章时，2007年11.月24日的《新消息报》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让我倍感欣慰的标题。

杨郎成为固原首个亿元村 总产值1.2亿，人均纯收入3000元

我拿着报纸喜滋滋地对我的同事们说："看！这就是当年我插队的那个杨郎。"

反复看着这则报道，我的鼻根发酸，眼睛也不断地从模糊到清晰，又从清晰到模糊，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喊着：改革开放啊，你怎么不提前十年呢？也好让农村经济早日乘上发展的列车飞速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