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反革命

有一天，一个从外地转来的女生插到了我班。该生父母离异，她从小随母亲的娘家亲戚生活，读初二时才来到生母身边。这是一个极富叛逆心的女孩，非但与继父不和，与生母也相处不睦。常常与生母和继父发生争执甚至对抗，而且父母狠骂狠打均不能使之妥协。无奈之下她的父母找到我，请我以班主任的身份找她谈话，协调她与家人的关系。于是我便将她留宿在我的宿舍里，与她谈了几天。

这一谈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这里且不谈她所坦露的家庭关系中的种种阴暗和龌龊(她与生母，与母亲娘家亲戚，与生父，与继父等等复杂关系)，唯其中谈到她正在寻找地下党的事，使我头皮都发麻，浑身的汗毛孔都收紧了。原来她所说的地下党就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还说她之所以有意识地招致父母的打骂并咬牙忍受这种打骂，就是在锻炼自己的承受能力，一旦将来被（共产党）逮捕入狱，就能低档得住严刑拷打。

起先，我见她一边说要寻找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一边又分明在崇拜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那种宁死不屈的气节，就以为她可能是精神不正常。但谈了几天后，我感到她完全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因为她满怀愤慨又有条有理地说了很多对文革的质疑，甚至把自己的质疑直指向伟大领袖，比如说为何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建国功臣都定罪打倒……

听她说这些话我非常惊恐。为了我的安全也为了她的安全，我旗帜鲜明地反驳她，并且力求说服她。我举出伟大领袖无私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的事例，我贩卖从报纸上看来的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人大量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我还向她宣讲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宣讲毛主席是决不会出现任何错误的。

但她毫不因我是老师就轻易地被我说服，而是据"理"与我力争是非曲直。

后来，她倒是听了我的话与父母改善了关系，她的父母曾再三对我表示感谢。但关于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再谈下去。她照旧若无其事地上着课，我却为这事惊吓了好些天。我想，如果她就此放弃自己的错误思想也就罢了，如果坚持错误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在其它她自认为值得信任的人面前，再次暴露自己的想法。一旦在其他场合暴露了，势必会被抓起来，接着势必会招供她曾对自己的班主任流露过这些思想。当然，我决没有只言片语附和这个学生，但光是"知青不报"这个罪名就使我难逃其责，况且我的家庭还有问题，那不更让别人有怀疑的理由吗？

我焦虑了好几天，不知该怎么办，终于忍不住对一个年轻女教师说了这事。她也是个下过乡的知青，为人正派，也比较沉稳老练，我们俩很谈得来。她听我说了这事后也非常吃惊，经过一番思索后她冷静地对我说："最稳妥的办法是如实向上面汇报，像李Ｘ这样强烈的思想观点，迟早是捂不住的。哪一天冲动之下写了反动标语，或是在言论上让别人发现了，都会牵连到你，你逃不掉一个包庇反动学生的罪名。如果再有人硬分析说李Ｘ是受了你这班主任的影响，你咋办？"

确实，我校的龚景老师只因随口说某个学生是一问三不知，便被我校一位工农兵大学生马某某批为"污蔑贫下中农子女一问三不知"。想到这里，我的脊梁上滑过阵阵寒意。我说："我这不是坐在炸药包上了吗？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可是，难道我非要为了自保而去揭发李Ｘ吗？那不是等于是我逃开了，但却提前引爆了她，这对她可是灭顶之灾啊。"

我的那位女同事又说："你可要想清楚呀，要么她一人遭遇灭顶之灾，要么你们两人都遭遇灭顶之灾。"

这句话击中了事情的要害，我愣愣地坐在凳子上，说不出一句话来，感到空气仿佛都凝滞了。我想到毛主席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至今，算算也到了该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天哪……别说让我受"反革命"的牵连进监狱了，就是让我重去杨郎插队我都完了……

我想，当时我的脸色肯定是一片死灰，因为我的那位同事紧盯着我的脸看着。

一向遇事很有主见的我，那些天却是心乱如麻。站在院子里听广播上用极具威慑力的语调播送着张春桥关于进攻"资产阶级土围子"的长篇大论，我显得傻呆呆的。上课时我也心不在焉，总是胡思乱想着。

又经过几天的苦恼，我决定再征求一个人的意见，如果这个人也建议我向上面汇报，那我就照办了。可是这种事情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我该征求谁的意见呢？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我选择推开那温文尔雅的老右派--华世欣的房门，对他讲了这件事，求他给我一个建议。华世欣听后也惊呆了。

我问华老师："如果李某以后在其他场合暴露了这些，从而被捕，又招供出我来，我能逃掉自己知情不报的罪责吗？"

华世欣冷峻地回答说："不能！甚至有可能更糟。"

我又问："如果我现在向上面反映了她的思想，会是什么结果呢？"

华世欣回答说："无疑会害了这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倒吸一口冷气问："那我该怎么办？"

华世欣说："让我想想。"

接着华老师又喃喃地念叨着："要知道，她不是天生反动，她是幼稚。"

第二天，华老师深思熟虑地对我说："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向任何人反映，但一定要密切注意她的思想动向，防止她冲动之下书写'反动标语'。多引导她，她毕竟还很小，思想还没有定型。你可以帮助她改变这些看法。"

总算有个主意了，我轻轻舒了一口气。想到这位李某是跟舅父长大的，也许她的思想都是受了舅父的影响，不过我不愿追究这些根源了，我只是将华老师的建议告诉了那位年轻的女同事，她听了后也恍然大悟地说："还是人家老教师考虑得周到。"

后来我就按华老师的建议多次找李某谈话，"苦口婆心"引导她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慢慢地，她听我说教时也不再与我激烈辩论了，也不知道她是接受了我的劝导？还是转而将自己的真实思想藏起来了？

终于有一天，她对我表示她想申请加入共青团。我心里一阵轻松，知道她的思想终于转化了，这个炸药包终于被水浸得哑火了。

这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上下一片悲痛。张易召开了全公社追悼大会，我和我的学生们也肃穆地站在会场上。先听完广播中播送的中共中央的追悼词，再接着听公社冯书记的追悼词。刮着冷飕飕秋风的会场上不时地响起抽泣声，所有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人们都担忧着，担忧失去毛主席之后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担忧国家变了颜色后我们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千万人会头颅落地"。

我也在担忧着，我的担忧更为紧迫，我只怕我的学生李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又冒出什么"反动"念头，做出什么"反动"行为来。还好，她也默默站在队伍中，脸上竟然也浮现着悲伤。这之后的几天内她也没什么反常的举动，我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事后想想，也幸亏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我已经历了在杨郎的磨难，懂得了多角度看问题。要是退回几年，正遇上我处在激进地保卫毛主席的思想状态下，那么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可就很难说了。我也非常感谢华世欣老师，如果不是他冒险给我建议，我在惶恐之下也许会冒冒失失将事情处理得人仰马翻，那就害了我自己和那位年幼的女生了。要知道，就在这前一年春天，一个叫张志新的女共产党员，只因指出了文革中的一些不妥做法，就被毛远新下令判处死刑，并且用法西斯手法处死。先被四条大汉按倒在地割断气管，安上人工套管，后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在被割喉管时，由于剧烈的疼痛，张志新大小便失禁，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

事后我又想，华世欣给了我这样的建议，难道他不怕一旦事情败露，我会招架不住残酷的斗争把他也招供出来吗？要知道，在那种年月里，处死张志新之前，连她的一双亲生子女都被迫表示：

"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在这种凛冽的政治形势下，我又怎能保证自己在高压之下不把华世欣招供出来呢？我庆幸和感谢华世欣居然敢于信任我，更庆幸和感谢他当初给我的中肯建议，使我悄然度过了那完全有可能引爆的政治灾难，也避免了李某在小小的年纪便被摧毁。

现在，那个李某在北京做家电生意，已经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家电商人了。二○○五年的夏天，我受一个海外学生的托付，将一笔款子转寄给她。在联系汇款办法时，她给我打过电话。我们叙了一会儿旧，我在电话中笑着提起了当年的这回事，她说自己已经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了。电话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不知道她是真的不记得了，还是不愿再提到这些事情了。我想两种可能都有吧，她现在有家有舍，正在一心一意地挣钱，也该忘记往日的这种经历了。

其实，我之所以在电话中提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件事，只是想借机对她说，当年我在与她谈话时，大肆地列举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所谓反革命罪恶，大肆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那都是为了打消她对伟大领袖的疑问，帮助她改变危险的思想观点。今天我想就自己当年给学生带来的误导表示抱歉和愧疚。谁知这位女生对往事却如此健忘，或者说如此讳莫如深，那么我也就不用多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