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不脱失业的惶恐

当年进了固原师范，我所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我们的班主任是学政治的，原名王天才，因当时正批判"天才论"，他便改名王天东。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便对"某些东西"恐惧和厌恶起来，以至于听到这个信息时竟然感到很不爽。我暗想，他该不是一个极左分子吧？如果是极左分子，像我这样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在他手下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班主任其实是一位很正派的人。

开学几天后，我得知班里又要增添一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她姓江，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一九六五年高考时，只因她的三叔是地主分子，学业优秀的她便成为当时的"不宜录取人员"。听知情人说，她能歌善舞，还能编能导。这些年来为她们县上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了不少贡献。所以这次县上破格将她推荐到大学去，但终因叔父戴着"地主分子帽子"，上级审批时还是将她刷了下来。好在刷下来后又将她补录到了固原师范学校，所以她比我们晚入学几天。

姓江的女生一来，班主任丝毫没有因她的出身不好而歧视她，并且立马任命她为文艺委员。以后我与这位姓江的女生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轮到我俩值班给学校看守菜地，在那漫长的一天中，我们坐在地头的小窝棚里闲聊，我曾对她说起我在乡下时的饥饿与寒冷，说起我那没有窗户并裂开了口子的破窑洞，说起我那前后露出脚趾头的鞋子，说起我那崩溃般的绝望，我认为在当今社会这就算是到"极致"了。可她对我说，她有一个知青朋友的命运比我更悲惨十分。

说的是这女知青曾被一个农妇设计骗到自己家里，那农妇悄悄地将自己的儿子与这女知青反锁在屋里，最后农妇的儿子成功地强奸了这女知青。在传统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女知青最终嫁给了这个强奸自己的农民，这正是这家农民所想要的结局。那个年代提倡知青与贫下中农结合（结婚），这女知青的同学们还以为她也在赶这个政治时髦，谁也没有怀疑到她的生活中竟然发生过那样惨痛的事。

婚礼那天，这位新娘送那些前来贺喜的同学们返程，一直送到山上。待看到同学们走远时，她躺倒在山坡上大放悲声，那哭声颤动着回响在山峰之间，使那些还在山路上走着的同学们异常震惊，也异常困惑。大家都手足无措，只是回过头久久地谛听着新娘的恸哭声……

后来这女知青生了孩子，再后来她离婚了，并且争得了孩子的抚养权。但她的几个闺中密友都不赞成她抚养这个孩子，只因为孩子长得酷似那强奸犯……

这故事听得我泪流满面，也使我震惊得半天都回不过神来。但它却从此减弱了我对自己命运的抱怨。

我挚友徐睿文的姐姐也在固原师范上学，比我高一级。徐姐与我班的文艺委员是同学，也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当年也曾是班里的高材生，被同学尊称为"数学权威"。她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文职，但解放前早已自行脱离了军籍转而做小生意。一九六五年徐姐在高考中考出了优异的成绩，只因父亲有当"伪兵"的肮脏历史，便被降格录取到财校，谁知最后她连财校也没能上成。因为财校开学后又复审学生，徐姐和其他几个家庭出身有毛病的学生被挑出来清退回家。

这本是校方做得不对，因这几个学生都是如实地填写了家庭状况的，既然已被降格录取，按说校方无权再清退他们。但财校要表明自己的大门是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的，就做出了这种不讲道理的事情。按那时的政策，连河南省的文科状元都因出身不好而名落孙山了，宁夏财校这几个被清退的学生又能怎样呢？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连怒也不敢。

徐姐被清退回来后只能在社会上漂流，整整漂流了六年，一九七一年全国恢复招生，她才在婆家姐夫的帮助下被"推荐"到了固原师范中教班。

我的黑五类难友李璐姗也被招进了固原师范中教理科班。我俩的宿舍还是近邻。说起当初绝望挣扎的那些经历，我一声声长叹，李璐姗也气咽声哽，在她的眼圈里，一波红潮涌起又退下，退下又涌起，她硬是忍着不让那一包泪水决堤。

我原来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被落实政策特殊录取的，因此感激得诚惶诚恐，谁知和我同样受政策恩惠的还大有其人。看来是真的体现了"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了。不过，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便被录取，也极少分到卫校财校商校等其他中专学校，几乎都被一揽子扫进师范学校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划归到师范学校呢？难道师范类学校可以不要求阶级出身吗？

因为文革中把教师算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被批判的"臭老九"，社会地位不高。而且教师的工作风险性较大，因为这是一个公开讲话的职业，言多必有失，难免被别人抓把柄，遇到运动就很容易被打成"恶攻罪"。我的语文老师就因说过"学毛主席著作就像夏天吃冰激凌一样舒服"，便被人们恶意曲解，无情地批斗。所以真正条件好的学生都尽可能地不进师范学校。

但那几年各公社都增设了一批中小学，做到了上小学不出村，上中学不出公社，对教师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如果不降低家庭出身标准，符合条件的学生就不多了，所以审批师范学校的考生时，对家庭出身显然比其他中专学校放宽了许多，这就给我们这类人造成了"可乘之机"。

可是，进了师范后我依然不能摆脱失业的惶恐。可能是工作的确不好找吧？也可能是当时的政策老是摇摆不定使人们缺乏安全感吧？总之，那时不断地听到一些让我胆颤心惊的传言：

说什么为了缩小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从某年起，师范毕业生都不算国家正式职工了，要变成"亦工亦农"性质（做教师的工作，但像农民一样拿工分）；

说什么要实行"社来社去"政策，从哪个公社考入师范，毕业后还回到哪个公社当民校教师；

说什么前一段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执行的政策太"右"了，让一些黑五类子女都混进了教师队伍，所以现在要重新审查政治条件，混进教师队伍的人都要退回去。

这些传言似乎条条都能将我套住，让我不能不感到惶恐担忧。

但与此同时上面又出台了"招工招生中照顾大龄下乡知青"的政策。从这以后，我填个人履历表时便逐步抬升自己的年龄，想用这个方法使自己免于被退回农村，或是即便被退回去，也会重新被招回城里。后来的形势发展证实，先前的那些传言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因为两年后确实实行了"社来社去"政策，即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还要到乡下当民校教师（和农民一样挣工分）。所幸的是，我们这一届并没有陷落到这种政策中。但这种惧怕失业的惶恐却一直伴随了我很多年，直到十年后我父亲平反，我不再有这种惶恐了，但梦中却依然会出现这种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