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插队的片尾曲四妹回城

好像接班似的，大弟下乡的第二年三妹也下到了农场。一九七六年大弟被招了工，随后三妹也因一个偶然的机遇被借调到固原广播站做了播音员。然而四妹却在此时插队落户到固原县黑城公社平路大队。

四妹去的黑城公社位于固原县的最北边，与宁夏同心县接壤。因而它与同心县一样也属于严重缺水的地区，当地农民吃水全靠下雨时积存起来的雨水。有外乡的姑娘要嫁到黑城来，必先打听要嫁的这家有几口水窖。而当地人衡量某家是贫穷还是富裕，其最主要的衡量指标也就是看你家的水窖储水量是多少（直到现在当地政府还在动员社会力量建"爱心母亲水窖"，解决那地方的吃水问题）。

所谓水窖，就是在地上挖一个上小下大的能积存雨水的深池子。这种池子无论是形状还是功能都类似于储存菜的菜窖，故而叫做水窖。下雨时地面流水被引到水窖中存起来，不下雨时便从水窖中取水吃。当然水窖越大，存储量越大，供人吃的时间便越长。所以在当地修建水窖甚至比盖房子还重要。

修建正规的水窖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它最好用砖箍一层内壁，再用水泥将内壁抹光，还要给水窖加上盖子，平时将它锁起来。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条件，就只能用一种粘性比较强的土和成泥，把挖好的水窖内壁抹得光光的。这种水窖毕竟容易渗水，泡久了还容易塌方。

由于极度缺水，当地人都不洗衣服不洗澡。知青们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一茶缸饮用水。脏衣服和脏床单都要等每月请一次假拿回城里去洗。

四妹落户的队里将三名女知青安排到废弃的"猪圈"中住宿，其实并不是真的让她们住原来的猪窝，而是住原来喂猪的人住过的一孔破窑洞。但她们在这"猪圈"里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打起背包转移到黑城公社辽坡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工地上去了。那时毛主席给全国树立了学习的标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从农村来说，学大寨就是像大寨一样把所有的土地都修成水平梯田。

公社党委从全社抽调劳力，每个生产队都要出二十个青壮年，所有抽调的劳力被整编成一支劳动大军，集中到某一大队修梯田。这个大队的梯田修完了，就移到另一个大队。如此大兵团作战，所以称之为"农田大会战"。那会战工地上"钢小伙战斗队"、"铁姑娘战斗队"要有尽有；你挑战，我应战，热火朝天。

"大会战"战到哪个大队时，该队每户人家都要接待十个人吃住，但粮食由务工者自带。黑城公社当时有十个女知青，全部被抽到大会战的工地上。她们被安排住进一户回族社员家，十个姑娘挤在一盘大炕上睡觉，做饭由十人轮流值日。

这家主人是个阿訇，有一定的民族特权。他公然违犯中国的婚姻法，娶了两个老婆。但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没有人追究他的重婚罪。而且他的两个老婆居然相安无事共处了十几年，平时还亲热热热的以姐妹相称。

大会战在辽坡工地上持续了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四妹她们一直在一个水坝里吃积存的雨水。人常说："流水不腐"，而四妹她们吃的水却是一池死水，整个水坝都发绿，散发着臭味。四妹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非常能干。轮到她做饭时，她就将舀来的水用毛巾滤一遍，滤掉水中的虫子和水藻等。但轮到其他姑娘做饭时，就连同水中的虫子和水藻都煮到饭里去了，姑娘们还是照吃不误。

工地上劳动强度很大，每天的定额都要拼尽全力延长时间才能完成，但所带的粮食却只能应对午饭和晚饭。像四妹他们这个年岁的男孩和女孩，对食物的吸纳能力和代谢能力都处在最旺盛的阶段。每到半夜，肚子就咕咕叫着，似乎在提醒主人，我已经空虚了，请填充我吧。每天早晨空着肚子干一会儿活，肚子就会挑唆胳膊和腿消极怠工，干活软榻榻的，四肢无力。

本地青年们，每隔几天都有家人送来咸菜下饭，送来烙好的饼子贴补生活。而知青们却无人关心，无人过问，天天早上都饿着肚子去上工，中午和晚上各吃一顿黄米饭。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吃到一根菜，唯一的调味品就是咸盐。

两个月后，大会战又转移到黑城团庄工地。团庄是汉族聚居地，又是固原科委的实验基地，条件相对好一些，她们的饭碗里才能看到一星半点水煮萝卜白菜。

我们知道，陈永贵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自然条件差，整个地理状况被概括为"七沟、八梁、一面坡"。他们不把土地修成水平梯田就无法存住雨水。可是这么大的中国，各地土地状态不尽相同，原不该照着一个模子处理。然而当时在上面的硬性规定下，高高低低的山地必须像大寨一样修成梯田，平平展展的川地也必须像大寨一样修成梯田。结果挖了个一塌糊涂，生土层被翻了上来，熟土层被埋了下去，活生生将好土地都破坏了，心疼得社员们拍着大腿骂娘。

一九七七年，所有的农田大会战都停止了。因为终于有敢于实事求是的人提出：在一马平川的地区来讲，这种农田大会战不光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可以说是当年无利，十年有害。

四妹插队期间，不但是农田大会战的高潮期，也是民兵演练的高潮期。动不动就半夜紧急集合，说有"敌情"。有时把所谓的敌情搞得像真的一样，使大多数基干民兵都以为真的有什么"敌情"。而那些演练指挥者和决策者所杜撰出来的"敌情"，竟然是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假想目标。比如说什么哪儿哪儿的回族人有造反的迹象等等。

四妹她们近旁的一个知青小组还经历了这样一次有关民兵演练的趣事。说的是五个女知青和一位孤老婆子同住一个院子。有一天晚上，上级通知说三营区上有"敌情"。她们五人紧张而又兴奋，赶紧整装出发，随自己的连队跑步到三营街上。刚到达三营还没有顾得上喘气，又被告知"敌情"已撤销，五个女孩才搞明白这只是一次演习，于是又跑了回来。这一来一去就将近三十公里，等回到住处时天都快亮了，五个人都冻僵了，脚上也都冻得裂开了口子。

为了暖和，五人都跑去挤在房东老妈妈的炕上睡觉。一会儿一个女生起身去小便，等她回来时炕上已经没了她的位置。她推推这个，这个不动弹；搡搡那个，那个也不挪窝。这位冷得瑟瑟发抖的姑娘一看没自己睡觉的地方了，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这一哭惊醒了其他女生，于是这几个刚离娘怀的姑娘们触景生情都哭了起来。哭得房东老妈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四妹说，她们女生哭鼻子不仅是这一次。

黑城公社距离炭山煤矿近，加之四妹下乡时已经是毛主席"统筹解决"之后了，生产队无偿地供应知青们的燃料需求。所以知青们的炕洞里就烧的不是麦衣和牲口粪，而是炭末子。有一天晚上几个女生煤烟中毒了，一个姓谭的女生半夜头痛恶心，起来哭着叫妈妈，另外一个姓高的女生起来安慰她。三安慰两安慰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这一哭，全体女生都被惊醒了，都哭了起来。女生的哭声惊动了隔壁的全体男生，他们迅速爬起来冲进女生宿舍，查看女生这边出了什么大事，好来个英雄救美……

生活就这样继续往前进行着。

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了，四妹参加了大中专一条龙招生考试。四妹是个近视眼，但她没钱给自己配眼镜。于是学习成绩一向不错的四妹，考试时因看不见黑板上抄的字而没有答完所有的试题，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这种落榜让四妹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

一九七八年，四妹又一次报了名。为了不耽误考试，四妹这回早早就借了一幅近视眼镜。她的考场在七营公社，距离四妹所住的黑城平路大队还有几十里路。黑城的女生中有一人在七营有亲戚，于是四妹和其他九位女生都借宿在那位女生的亲戚家里。晚上她们十个女生并排趴在那家的炕沿上，临阵擦枪，哇拉哇拉背着什么"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等政治考题。

第二天到考场一看，借来的近视眼镜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这年的考试题是打印好的。四妹顺利做完试卷，后来被录取到固原农机学校。

就在四妹回城的这一九七八年，这场历时十年之久涉及到数千万人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知识青年大迁徙的运动终于落下了她沉重的帷幕。回想起来，一九六八年我背起背包走向杨郎时，恰好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那激昂的片头曲。而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当四妹背起背包返回城市时，又恰好踩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那悲壮的片尾曲。这真是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巧合。

这之前，虽说"统筹解决"以后大大降低了下乡知青们忍饥挨饿的程度，但仍然不足以让他们结婚成家，养儿育女。所以全国各地的知青还是闹起了挡都挡不住的回城风潮。那些衣衫褴褛的知青们或大请愿，或大罢工，或大静坐，或大绝食，或大下跪，以各种决绝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回城的决心。

尽管有的地方政府动员上万农民持械围堵，甚至出动军队设卡拦截，但有的知青代表（尤其是云南）还是发挥了自己所有的智慧，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或移花接木，化妆潜逃，甩开层层围追堵截，辗转到北京向中央请命。中央被震惊了！于是召开了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总结会议和处理知青请愿问题的会议。

随后，上面便允许有病残的知青办理病退回城手续，结果知青们为了能走通这条路，有的将自己致残，有的把自己搞病。一些当地领导机构实在不愿再看到这种惨状，干脆将公章悬挂在办公室门上，任知青们自己写证明，自己盖公章办病退回城手续……

一九七九年以后，各地政府再也不用为"统筹解决"知青生活问题而煞费苦心了，各个公社再也不用为接待知青而绞尽脑汁了，各个城市家庭再也不必为孩子的下乡问题而烦恼焦虑了。

这场历时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开始到结束注定要经历那么多的撕裂痛，它也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历史的一个长久的研究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