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去讨饭秋天把学上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固原县张易公社中学。张易公社位于县城西边的大山里，属于阴湿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我去时，张易已经连续数年遭受自然灾害。由于连年遭灾，这里的社员们大量进城乞讨，竟使得张易这个地名在全县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致使县城内所有的乞丐为了赢得人们的同情，都假称自己来自于张易，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张易的"知名度"。

我在张易中学时，曾多次被派到一些大队去"支农"，让我有机会感受这里的"赤贫"。那时这种所谓"支农"其实对农业起不到一丁点"支持"或者"支援"的作用，纯粹是走形式，相反还会给当地村民带来接待方面的困难。

有一次，我与女教师小杨被派到毛庄大队。见我俩来"支农"，那位队长烦恼地说："……我只有一片烂毡片，我还要盖自己的屁眼儿呢，拿啥给支农的人盖？"我和小杨当然不能把人家盖屁眼的烂毡片抢过来盖在自己身上，最后就只能在生产队那冰冷的办公室土炕上团缩了一个星期。而我俩这一周时间的所谓"支农"政绩，就是办了一期"批林批孔专栏"，好帮助他们应付上级的检查。

那时，我带的班级里偷窃发案率特别高，屡屡有学生来"报案"，说自己的土豆或者米糠饼子丢失了。可是面对这层出不穷的失窃案，我也别无良策，只能训斥失主说："你太不小心了，自己不保管好，已经丢了，让老师怎么帮你找回呢？"

而且每到春季学生就大幅度减员，到秋季就又回到学校了。我便问学生："有些同学为啥春天不上学？"

有学生回答我："春天就到红星食堂（固原县最大的国营餐馆）上班去了。"

我愕然，学生们却哗然大笑。这时我班的团支部书田某正色对我解释说："他们到红星食堂讨饭去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感到自己的心很沉，很沉，但我却没有能力改变什么。而且我们做班主任的，当时还不敢如实地向学校领导汇报自己所带班级学生流失的真正原因，因为那会被思想极左的人分析为"污蔑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好在那时天天"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我们所谓的上课也不过是隔三岔五地带着学生们去修大寨田，去深入大队批判这个宣传那个。所以有些学生即便一个春天不到校，秋天来照样跟得上功课。

我深深地为他们的贫困感到痛惜，这种痛惜之情鞭策着我努力搞好教学工作。

防地震与听"敌台"

我们张易中学和其他所有基层中学一样，教师的宿舍都兼做办公室。但老师们硬是给自己的宿舍又增加了一个厨房的功能，也就是说，分配给你的这间屋子，你要用它备课、批改作业；也要用它接待学生、召开小型学生会议；还要用它做饭、吃饭、睡觉。当然冬天的烤火碳等等也必须存放在这间多功能的宿舍中，这样一来，房间的空间就显得不宽裕了。

我们学校有一张三个大抽屉的特大办公桌，足有一张床那么大。其他老师嫌它笨重宽大占地方，都不愿要它，自然就把它分给我这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还没有资格挑挑拣拣的新教师了。

没想到转过年上级就部署防地震，这张特大办公桌正好做了我的防震棚。我在桌腿中间的挡板上支了几块木板。晚上将被褥铺在木板上就是我的床铺，其长短宽窄正好能容我躺平，翻身等等还都比较宽松。白天将被褥收起来，那几块木板又成了我办公时的脚踏板，我可以舒舒服服将脚翘在它的上面。于是我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生活的。我想，如果当时我的这间平房真的被震垮了，那张宽大结实的办公桌面绝对可以撑起压下来的椽子和瓦片，起到遮护我的作用。

但是，走出杨郎几年后我对艰苦生活的适应性毕竟有所减弱，躺在这样一张特殊的床铺上我便有点失眠，后来便搞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放在耳边漫无目的地听着。谁料，一不小心我竟听到了这样的几句话：

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广播……亲爱的中国听众们，知道你们没有收听民族传统京剧唱段的自由，本台特给你们播放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经典唱段《贵妃醉酒》……"

接着，收音机里便响起了梅兰芳那优美典雅的唱腔。我惊呆了，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梅兰芳的唱段。尽管它在我方的电子干扰之下发着刺耳的噪音，但它的唱腔毕竟是颤悠悠软绵绵的，使人如痴如醉。

有了第一次，我就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又试着百般调试，但再也收听不到同样的广播。不过，我却听到了台湾的对大陆广播，大致是吹嘘台湾有十大建筑什么的。我不相信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就关上收音机睡觉了。

但这次防地震又和我在杨郎时的防地震一样，只是"有备无患"罢了，于是两个月后我便也安心地睡在火炕上了。谁知道，正当各地的人们都因疲于预防而拆掉防震棚以后，地震这个魔鬼却在唐山逃出了潘多拉的盒子，用它的魔爪毁掉了那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不过，当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唐山地震的具体状况，只是看见报纸上说在战无不胜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完全有战胜灾害的能力等等。还听说唐山大地震后，我国奉行了"六不"政策：不发布伤亡数字，不报告损失详情，不展示受灾影像，不允许国际媒体进入灾区，不允许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灾情；不要任何国际援助。

当时我也很想从"敌台"上了解更多的唐山受灾实况，但我方的干扰太强大了，几次偷听都没有听清，最后只好放弃这个努力了。因为那时候公安部门侦听得很严密，你多听几次他们就能查到你所在的大致方位，当时因听敌台而被判刑的布告时不时地贴在大街上，我当然不敢多冒险了。

唐山地震真正引起我的震撼是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这时是改革开放的第六年，距离大地震的发生已经九年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读到了钱钢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几十万字的书稿我是从头到尾流着泪看完的，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了唐山大地震的惨绝人寰和地震中军民大救助的感天动地。我哭啊哭，为那瞬间失去的二十四万鲜活的生命而哭，为那十六万挣扎在疼痛中的重伤者而哭，也为十万解放军战士那一双双磨得血淋淋的手而哭，还为当时拒绝接受所有外援的坚硬政策而哭。只可惜我的眼泪来得太迟了，还有我的眼泪中所包含的那种感动和震撼，甚至于还有那某种遗憾，都来得太迟太迟了！

就在我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四川汶川又发生了一次八级地震，它带给全中国人民无以伦比的伤痛。从报道地震消息的那一刻起，连续一个月中，我的泪水就没有干过。因为此时新闻的透明度使各报刊网络和电视都对震情做了全方位的报道，使全国人民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了地震的残酷，灾民的坚韧，更知道了政府救灾的及时、妥当、有力，知道了无数救人与被救的感天地东鬼神的事迹。中国人因此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任何"敌台"也就没有"造谣"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