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恩来不看重所谓"前途"

白恩来同志高我一级，是市一中高六五级二班学生。他1965年高考考入工程兵工程学院，次年入党，多次立功。

我和恩来从小青梅竹马，可以追溯到小学和初中。他说：你从南方转学来的时候，穿着一条花布背带裤；每天早上我起早读书，就听见你抱着书边走边唱《刘三姐》。我说：我拿粉笔在新校舍台阶上画画，又没在墙上画，干嘛说我不爱惜公物！从这些回忆里不难看出，我们都是很要求进步的青年。

1965年，去军校上学的前夕，恩来问我：上大学以后可不可以给你写信？

我们通了几年的信，很多信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很幼稚的，无论是他写给我的，还是我写给他的，开头结尾都是毛主席怎么说，林副主席怎么说……。直到1968年，我们的关系才进入一个明朗的局面。

市一中庆祝学校革委会成立，恩来作为毕业校友接到通知。那天他约我晚上出来走走，我答应了。是一个大雪初融的夜晚，月色特别明亮，西电马路绿化带如同白昼。他戴着鲜艳的帽徽领章，我在蓝色布褂子领口系了一条白色纱巾。在路上他问我：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我回答：不行，我爸爸有"政治问题"，会影响你的前途。他突然把我一揽，很干脆地说："可我并不在乎前途，只在乎你。"这是他第一次让我觉得：人的真情很可贵。

我不答应他也是有根据的。我的朋友书馨和空军引航员拴锁相爱，党组织出面外调书馨的家庭社会关系后，要求拴锁必须结束这段感情，否则只能就地复员。他们的爱情无疾而终。我不能、也不想步他们的后尘。

我下乡后，以为我和恩来的关系就此了结了。虽然有些隐隐的心痛，但是农活儿一忙就什么也不想了。1969年，恩来打听到我的下落，给我寄来一本最新的《毛泽东选集》。在扉页上用他那漂亮沉稳的笔迹题道："送给戴磊--几度铁梅成赤心，陶然一笑友情深。"我在回信中介绍了自己下乡的生活，说明了我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可能性。他说他完全理解。

我见过不少女知青，因为当了农民，就被城里的男友抛弃。可恩来为我，最终放弃了部队的前途，甘愿转业回乡。

恩来来村上看我，几次都遇到大风雪。道路结冰，自行车无法前进，连雨衣都冻得铁硬。他体会到我处境艰难，尤其牵挂。噙着热泪跟我商量，干脆他也下乡，申请安置到咸阳或者三原，这样离我能近一点。我知道，假如不是党中央决定大批知识青年回城，恩来一定会实践他上山下乡的诺言。

结语：我是乌托邦的另类

农村的三年，有着青春的印记和人生收获：一是和农民一起建设农村，学习到他们的勤劳质朴，认识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业现状；二是在艰苦的劳动生产中，锻炼了自己的体魄意志；三是大多数知青共同生活，团结友爱，度过年轻快乐时光。

有一篇鼓吹知青上山下乡插队"乌托邦"的《序言》中说：小寨知青"全面掌权"，在中国知青运动史上应当留下一笔。它所昭示的意义，不知是对"再教育"的揶揄，还是对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政治目的修正。我们相信，同时也是一种憧憬--如果中国每一个知青点都能够若此，我们将彻底改变中国落后的农村和落后的农业。《序言》的观点再次误导人们。它将知青作用拔擢到至高无上，主张知青领导一切，有了知青就有了一切。称之为"知青救国论"一点不为过分。

发生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至今令世人惊骇。1968年到1978年10年中，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1700万知识分子由城市向农村实施大迁移、大倒退，这在世界史上、包括中国黑暗的封建史上都是罕见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这是完全需要的，任何时候都需要。但是，文革中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来搞，掩盖了党和国家的基本矛盾，是一场错误的个人政治计谋。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逆向运动，是反现代化的。

中共中央"文革"史专家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使我们的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

我的思想、我的行动、我与生俱来的自由个性、以及我的不驯服和截然独立--让我一眼看清世上的许多纷纷扰扰，不会甘受桎梏。

尽管我也曾记得文革中的插队乌托邦！

（2008年12月29日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