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弟弟妹妹也插队

我姊妹五个。自我以下四人，本来都是读书求学的年龄，却有三人上山下乡当农民。唯一没有下乡的大弟弟，顶替退休的妈妈进了工厂，七一级的他也没学到什么文化。这是生逢乱世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幸命运的写照。

本来以为我下乡就可以留下妹妹陪伴妈妈，没料想政策不照顾家庭需要，妹妹还是得下乡。经过队上贫协的帮忙，把妹妹安排到南刘，跟我一起插队生活。那时家里经济很困难，置不起两套冬衣。我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给妹妹穿上，自己穿妈妈旧时的列宁装。妈妈的旧衣服已经穿了很多年，到农村后风吹雨打经不起扯挂，照相的时候衣领露出了褴褛的棉花。

我妹妹从小有保姆照顾，比较娇生惯养，身体不是太强壮。一到冬天，她的脚后跟就开裂，走路都疼，别说拉架子车了。妈妈给她买来蛤蚧油，后来又买来香脂，怎么都不太管用。妈妈说，最有用的办法是用猪油蒸上一小碗红枣，天天吃一点就好了。可哪里有这个条件呢。

妹妹和大家一起去了宝鸡峡工地。回来后我问她"咋样？" 这个往日的娇气包挺骄傲地告诉我：工地上白面馍随便吃，四俩重的馍我一顿能吃俩。

小弟弟是七七届的，才17岁就下乡到扶风县。他生在困难时期，小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人没有完全发育开。插队的地方条件较差，是分散住在社员家。他住的那家非常贫穷：男人下地，孩子在炕上哭，婆娘是个傻子。小弟弟依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个苦，就别提了。

十四、我的同桌

同桌时任南刘村生产队长，比较实干。他多才多艺，画得也不错。虽然一直贵为同桌，不知为什么，我们之间的爱好差异总是很大。说个笑话，他是班上的化学课代表，可我最头疼的功课就是化学。

文革时他凑热闹做了小报编辑。我们十几个同学到曾经发生武斗的工厂搞社会调查，国防工厂的把门不让我们进去。同桌掏出他的"记者证"晃一晃，大门才放行。我们是一群青春好奇的中学生，既不是武斗的任何一方，也没有武斗的动机和行为。男男女女十几个同学到底有谁没谁，有模糊印象，但时间长了谁也记不准。不管谁来找我，我的回答都是都是这样客观坦率。

复课闹革命，同桌鼓励我一起参加。我和他做了两次专案外调。阴差阳错，正是这两次外调又让我看到和同桌的不协调。

一次是调查一个话剧院的女演员，好像是市一中哪个教师的女儿。在等候的空闲，我被女演员玻璃板下的照片吸引，那里压了许多好看的剧照。戏剧被文化革命认为是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东西，可我一直很喜欢戏剧。因为我灵魂深处就欣赏这些东西，外调的时候我也曾尝试着去恨这个女演员，可就是恨不起来。第二次，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到一个单位外调，他负责问话，我负责纪录。问到一个环节，那个人支支吾吾。"老实点！"同桌对他没客气，上去就动粗。我觉得同桌当时应该是出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忠诚，自认有一种革命小将的气概。但结果总是适得其反--我挺反感威风八面的红卫兵武斗。

同桌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敢为天下先，为上山下乡做出贡献；在少数知青忙着攫取权利的顶峰时刻，他却全身而退。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听说他看了某个描写插队的"剧本"后很生气，其实大可不必。那种渣滓我也看过，根本就没有生命力，不过是无聊文人黔驴技穷拿来混口饭吃罢了。

同桌当教师时候，他爱人一天来我家叙谈，托我帮一个忙。后来我也托他帮我买过一些书籍。时隔多年，互相的认知了解，并没有因好事者的搅局而改变。几十年后，同桌在编杂志，他每期都寄给我一份。有时还到广播电台我办公室聊天。聊他在海南经商闯荡的经历，以及我们共同认识的人的糗事趣闻。聊如何看待那个闹哄哄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他邀我给他主办的副刊写点东西，我说我会考虑的。

十五、一场"偷棉花"风波

二道塬上出产棉花，棉花一身都是宝。棉花可以换钱，留下一点自家纺纱织布，棉籽用来榨食用油，秸秆还可以烧锅烧炕。女知青一年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伺弄棉花。从春天的泡种，到中期管理的除草、打农药。一直忙到花蕾绽放，棉田一片白茫茫。

棉田一片白的时候，每个妇女都系上围裙、背上背篓，下地"拾棉花"。拾棉花是计件活，工分是和拾得棉花的斤两挂钩的。我喜滋滋只顾埋头忙，有经验的老队长对我淡淡地提醒："小心女人偷棉花着。"我说"没发现谁偷棉花呀！"老队长又说"能发现还叫偷呀？"

我细心一想：老队长的老伴和闺女都一起拾棉花，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还有，这几天棉花斤两不见长，怎么反倒下降……？越想越觉得是不对劲。如果听任不管，势必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去，对遵纪守法的人不公平。这样偷下去，生产队棉花再多，也着不住群体去偷啊！

这一天我提前宣布："生产队的棉花是集体财产，谁也不能偷偷摸摸拿回家。下工时，我要搜查。"几个平时一起玩、野惯了的女子开始不相信，相视笑着企图蒙混过关。后来看我十分严肃，又把住大秤不给称，只得纷纷从裤腰里、背搭里掏出准备拿回家的一把一把棉花。

经过教育，没有人敢偷棉花了。知青小报上报道了这件事，写文章的人把这件事上纲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这让我惴惴不安。其实，偷棉花最胆大的并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后来出阁了的李队长大闺女。李队长家孩子多，年龄小，吃饭嘴多，干活劳力少。家境几乎一贫如洗，是最艰难的。李队长后来找我，说一定管教好自己闺女，但我心里还是不安。

现在醒悟了才知道，虽然偷集体棉花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但是要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要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