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还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退居西南一隅。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这不仅仅只是国统区被缩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日军所侵占的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据估计，“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抗战初期，作为我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薄弱。随着大批军政公教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迅速扩大，而收入则由于沿海省区的沦陷急剧锐减。

据统计，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在沦陷区) ，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 、56 %. 、89 %。而财政支出仅战费一项就远远超出收入。有人估计，战时每天所需战费五、六百万元，每年约20 亿元。① 如果照此计算，抗战8 年的战费开支折合战初币值当在160 亿元。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 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 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 - 1941 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 亿元左右，较1937 年财政预算10 亿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 亿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亿元，与这一时期716 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 亿元”，财政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存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大量外逃。

工业方面:抗战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其中“四川仅有电厂一，水泥厂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迁了部分工厂进入西北、西南后，工业依旧非常困难。

农业方面:粮食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 年和1938 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 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 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涨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长31 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 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 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 万石。而当时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抢米风潮。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