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从现在起就要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打核战争的口号。[51]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52]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22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53]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为周恩来反对而作罢。[54]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55]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谈判开始前几天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56]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57]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