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哪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21]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22]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苏联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清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3]，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15日凌晨3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的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去匈牙利的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24]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25]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26]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2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28]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29]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30]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31]，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32]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做出反应。[33]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