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谤之因

曾国藩因津案而受时论的谴责，为了弄清楚他致谤的原因，就不能不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教案这样一个特殊历史现象所持的看法。

津案，包括19世纪60年代后大多数教案的发生，从政治上看，是由于列强对华扩张与渗透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传教事业中渗入了侵略的特质。以津案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两度长驱直入，迫盟天津，大军所过之处，十室九空，天怒人怨，法军更是“在中国人视为具有皇宫和庙宇意义上的庙宇原址上，建立了罗马天主教大教堂”（《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第268页。）。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关于传教自由的许可和其他政治经济权益的割让，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在认识上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侵略等同起来。曾国藩也称津案为一般士民“义愤所积”（《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18页。）之故，便是指这幕悲剧的大背景。

教会的势力以炮舰为后盾，乘势涌来，上渗下透，步步推进，设立教堂，划分教区，变外在为内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不仅与一般民众，而且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传统官绅阶级分庭抗礼，势若水火。自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以来，即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势力发生冲突，以沈□和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官吏和绅士，由于畏忌西方文化对于儒家正统地位及其本阶级利益的冲击，便发动反对天主教的运动。19世纪中国社会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明清时代的延续。因为近代中国虽因外力而发生社会变异，但作为社会中坚的官绅阶级赖以步入仕途的科举制度仍得保留，这决定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对于基督教这样一种外来文化所取的态度，与明末清初并无二致。官绅阶级还借用民族主义的神圣旗号去抵御外来力量对于本阶级切身利益的冲击。他们反对外来文化，“表面上恐怕于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其公正而堂皇”（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7页。）。鲁迅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的根深蒂固排外性:“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而已集·杂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9—102页。）因为只有道教才是纯碎本土的。

中西社会习惯和宗教观念的不同，也是冲突的诱因。如当时中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迎神赛会等活动，教会因反对偶像崇拜而取抵制态度。教会内部独特的礼仪方式，如男女合坐礼拜祷告，在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看来，无疑是不能容忍的，又如教会医院施行的解剖和外科手术；在中医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所谓挖眼剖心的谣传即由此而起；再加上教会内部自成系统不与外界沟通（天主教尤甚）的情况，往往造成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对教会一致的怀疑和不满。民众的思想是以官绅阶级的思想为思想的，马克思说:“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识意形态》。）。民众便追随官绅激烈反对基督教，这便是反基督教运动的一种社会基础。

个性与社会的冲突，志事与声誉的相岐，是历史永恒的命题。能从中体察出时代信息者，并不多见。曾国藩有关时局的过去与将来的检讨、反思和展望，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异在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深处的折射，也是考察曾氏在津案前后所作所为的真实动机不能不触及的所在。正是在办理津案的过程中，他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全盘中外关系作了系统的反省:“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27页。）他指出中国的外交道、咸以来还处在被动阶段，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外力压迫，捉襟见肘，全无整盘筹划。当局者对中外大局既属茫然，更常因举措荒谬而贻误大局，既不能取胜于疆场之上，又不能拒辱于樽俎之间，一旦国难临头，即扼腕无从措手。他作为鸦片战争和庚申之变这些重大变故的过来人，最终在一片狂热的主战声中保持了冷静务实的头脑。中国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蔽，士大夫的虚矫和军备的窳败都使得他痛切地省察时政的得失，沉思事变的由来。而西洋的坚船利炮和国政有度又使得他觉得再以犬羊夷狄祖之未免太不合时宜。

曾国藩对道、咸以来外交内治的批评固属痛切，对同治中兴方案的设计则尤具建设性。他的方案有两部分:一是治标，“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义善全和局。”（《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27页。）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化的事业未成前，不轻易言战。尽管这仍是在不平等条约下的“和局”，但国力未充实以前，只能暂且忍耐。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为之，为国家民族长远计，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使积铢累寸，惨淡经营的洋务事业毁于一旦。二是治本，曾国藩主张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即近代的军事技术和科学工艺，同时应平息各种无谓的内讧，以求实精神，励精图治，积极改良内政。岁月流逝，时事的刺激使他越发感到“自强”是刻不容缓的使命。他在养心殿被召对时说得十分明白:“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必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能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去办。”（于定安撰:《曾国藩事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6页。）他洞察到了外交和内政这种“不可偏废”互为牵制的密切关系:正如入的左右腿一样，左腿上前一步，右腿必须跟上，整体才能前进。归根到底，外交是由内政决定的。道、咸以来，外人的每一次战争都有相当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准备，而中国的反击则无充分准备，这就是西洋列强总是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的根源之一。所以，消除外患的根本办法在于自强。与其孤注一掷，不如切实整顿内政，羽毛丰满后再相机反击，这种见解未尝不是稳健之策。事实上，一切的历史活动，都要受历史本身的制约，只有从挫折中认识制约，理智地对待制约，面对现实，因势利导，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