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呢。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此，在民情和洋情日益激烈的时候，曾国藩泰然处之、高瞻远瞩的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

处理教案的法律和民族困境

曾国藩最终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1870年)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之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笈，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命运。

天津教案的起因，同当时中国各地渐渐泛起的所有教案一样，具有深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冲突的背景。最直接的原因，是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士的“传教宽容条款”，致使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造成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天津教案中法国领事丰大业对天主教堂的武断庇护、普通民众对教堂行为的错误理解(比如传言教堂拐卖儿童，甚至对婴幼儿剖心挖眼之类)，导致了中国人愤然焚烧教堂、殴毙传教士10余名的惨剧。

天津教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因为和民族情绪混杂，导致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曾国藩显然是遵从了“法律问题法律解决”的信条。最终经查实:对教堂的传言是谣言。曾国藩乃下令处死21人(一说16人)，流放四人，徒罪17人；将天津府县革职流放黑龙江；赔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并派特使赴法国道歉，了结此案。

案子了结了，曾国藩却无法面对家乡父老。在京的老乡们把他那高悬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砸得粉碎。曾国藩越发觉得自己“办理过柔”。匆忙之中，朝廷也出于保全爱才之心，把他迁往两江总督衙门。曾国藩仍然无法从中解脱，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整日神魂不安。笃信命运的曾国藩，相信“寿命歹不出六十”(曾国藩1811年生)。1872年初春的那个下午，他在儿子的照料下抱恨而去。此前，他还念念不忘国家中兴，果断推动中国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

曾国藩的死，是中外对局不可调和性导致的。他的锦囊妙计可以助他成就内政方面的伟业，却不能帮他逃过民族纠纷的大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