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起义已接近它的尾声，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时，虽然捻军在长江以北对清王朝构成新的威胁，但在曾国藩看来，外国列强仍是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他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其次则中原之捻”。（《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为了对付外国列强这个更难对付的敌人，曾国藩等人把洋务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他经手办的一件最突出的洋务事业就是与李鸿章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机器企业——江南制造局。从曾国藩创办的动机看，其主要是御侮的性质更是显而易见的。曾国藩当时对李鸿章说:“预筹防海之远谋，船则舢板、长龙、广艇、轮舟分投并造，器则枪炮、炸弹、子母机器一一学制，人则闽、粤、宁波之善战操舟者广为收养，洋人亦间收用，而尤须用三江两湖之人，令其惯于舟居，狎于航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他是想通过自己造船制炮，进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一方面因要制造枪炮供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另一方面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使制造轮船的计划暂时耽搁下来。曾国藩对此十分焦急，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为了使制造轮船的计划能尽快地实现，他特奏留二成洋税，其中一成专供制造轮船之用。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制造局终于在同治七年造出了第一号轮船。他当时欣喜地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有的论者往往抓住曾国藩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来否定他在江南制造局试造轮船的御侮动机，这是不公允的。信是这样说的:“此间购买机器在闽之前，开局造船在闽之后，拟试办二三号即以本省之资养之，为本省捕盗护运之用，初无耀兵瀛海之意，约旨卑思，自愧规划之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复李次青》、卷一四第32页、卷二七第66页、卷三二第14页、卷三三第42页、第4页。）笔者认为，这段话不一定全部反映他的思想。他为了赞扬沈葆桢主持福州船政局“规模宏大”，有意讲自己“规划之隘”，乃是出于士大夫的自谦自贬之辞。况且，这段话与他一贯的思想不一致。从曾国藩给皇帝的奏折和给朋僚的书信来看，他每每谈到造轮船的目的总是指“益我之长，夺彼所恃”。（《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第四册，第33页）他曾对慈禧太后说，海防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他对同僚丁日昌说得更明白:“鄙意欲令三江两湖之人狎于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厂，自轮舟至各式船是中国之匠省省能成造，庶几渐有可用之器，渐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将出焉，则不至毫无可凭藉，与阁下捍御外洋之志似亦小异而大同也”。（王定安:《曾文正公练兵志》卷三，第22页。）翻开他的奏折和书信，关于造船御侮的话为数不少，而给沈葆桢信中的一段话可说是一个孤证。如果以此来论证曾国藩制造轮船的动机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当然，如果讲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对人民的反抗没有一点防范，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那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动机乃是“御侮”，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评价曾国藩办洋务，不能老是在动机上作文章，更重要的是应从他创办洋务事业这一客观事实入手进行具体分析，看它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呢？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而这时的中国呢？到处呈现的还是一派老牛拉大犁的景象，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讲，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外人评论说:“当一八五八年额尔金（Elgin）和葛罗（Gros）向中国要索扩展交通条件时，中国在工业机器方面的水平几与十字军时代它所达成的水平相等，毫无进步。”（《洋务运动》（二）第266页、（四）第17页、（八）第438、400页。）所以，当时中国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要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的侵略；二是要谋求社会进步，顺应世界的潮流，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怎样来完成这两大任务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不向西方学习，成了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分水岭，曾国藩办的洋务事业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开拓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