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可通约的方面，那么，民族化则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带有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它无疑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思想的民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首先通过语言层面的转换才能实现。尽管这是表层的，然而却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人工符号，人类语言积淀和浓缩着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在符号系统的变换中，就同时打上了民族本位文化符号特征的烙印。1964年，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曾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它实则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一方针标志着古典的和西方的文化，通过本位文化的“此在”状态下的主体性存在而实现某种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意味着这是基于民族性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了许多成功的尝试，最富有代表性。他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和乐于接受。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以简明的形式分别浓缩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这些语言形式，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又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逆向渗透。再从表达方式上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风格。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常带有某种审美的意味，其叙述方式和论证方式，无不偏重于比喻和象征，即通过隐喻来达到描写和证明的双重目的。这是中华文化的显明特点，对此毛泽东作了批判地继承。他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形象描述，通过类比和象征，使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一种对中国人看来是如此可理解性和清楚明白性的程度，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近感和亲切感。

——理论语言上的通俗性。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历来是革命导师所重视的问题。列宁为了强调通俗化的重要性。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本质上是易于为广大工农兵阶层所接受的，然而，不可否认，异域文化的特点以及语言翻译上的障碍，特别是广大群众较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中国人很难通过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去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问题。毛泽东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做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即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科学性，应当是通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为我们系统地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问题，而且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亲自做出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光辉榜样。如他用“两个对子”来说明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功夫: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道理；用“弹钢琴”来说明党委书记应采取全方位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用“纲举目张”比喻抓主要矛盾以带动次要矛盾解决的道理；用“解剖麻雀”比喻由分析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逻辑方法等。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分析和研究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经历过艰难与曲折，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可喜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则是又一个历史丰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将随着中国建设实践的日渐深入而不断深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为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