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的时代性挑战。青年毛泽东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文化选择中，都把文化的时代性置于首位，毅然选择了处在时代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中国化”问题，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规律的自觉体认和纯熟应用。

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化”问题提出以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20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艾思奇在谈到这段时间理论研究问题的状况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③。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丧送了中国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上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示了毛泽东把握理论、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是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立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④。以上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正如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拉特·施拉姆所断言的那样:毛泽东“已完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全身心地投身于世界革命。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仅仅为其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荒谬的”⑤。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国际性与形式上的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郑重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⑥。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休息，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