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说，他正在思考、并试图创造一种“主义”。至于这种主义是什么，“我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告诉足下，我只告诉足下几个大纲”。

大纲之一，是“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对私有制度，一生贫困、屡屡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赞成公产主义。

其次，他表示厌恶“社会上的一切虚伪和束缚”。他说，这一切，“非从根本上铲除不可”。

哪些虚伪？哪些束缚？王光祈没有明说。但，可以断言的是，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旧家庭制度。对“第三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家庭制度显得更虚伪、更束缚人的呢？又何况，在离开王次屿四年多以后，他正经历着一场折磨人的恋爱。

他愤恨家庭制度，并誓言连根铲除。随即，他也谈到了未来的社会组织；他说，“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与他的所有表述一样，他的这个说法，模糊而表意；但，几乎可以断言，他所向往的正是基于互助论、合作论的无政府主义。

他并以第四条大纲佐证着这个判断。他宣称，“我是一个极愿从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说，这个宣言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安那琪立场，那么，随即的表白，则让人想到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谈到，“现在世界是一种阻碍进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并且略显狂妄地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

这个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时还以引进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号，为他的主义留下一个空白。但，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开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后，他又将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主义”、现象、可能，与他生命中最难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内容，从学生身份到工读生涯，从《阳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杂、糅合，从而制造出了一场“全国掀动”、万人瞩目的社会实验。不可避免地，三个多月后，他的实验乃至“主义”再一次彻底地失败。

他的这个实验，是工读互助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