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天，抵达法国后，李璜密切关注着俄国动态，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各流派。此后几个月，在一系列书信中，他反复谈及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说，列宁主义是“假霸道行王道”，为极崇高的目标，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说，随着革命的行进，崇高目标也被渐渐忘却，“由二三首领意气的搬动……造成民众彼此相杀”；他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先把政权夺着，然后用人工制造法去创造共产主义环境……是一种倒革命”……

所谓“倒革命”，指的是人为地、拔苗助长地制造革命，而非出于历史需要。那么，对苏俄政府几次宣言、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李璜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璜认定，这是“欲取故与”！他说，苏俄政权危机重重，在这个关头，它向中国官民示好，无非是“远交近攻”老把戏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势稳定，它又会产生觊觎之心。难道他的国内会友真的相信，苏俄将以国际道义、而不是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处置中俄关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的“解放全人类”，不能解释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征服世界”吗？……

对苏俄的不同态度，正是两个群体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们还维持着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钊为例，曾琦、李璜等认为，“守常忠实厚道、天真烂漫之人……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邓中夏为例，左舜生更曾谈到，“中夏……纯任自然、大气磅礴”，言下颇有视为一代英豪之意。后来，王光祈不无欣慰地谈到，“中国少年学会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琪主义态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极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种共同趋向，是大家努力前进的标准”（《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

那么，他能够想到么？这个“共同趋向”不仅让会友们“努力前进”；在后来的日子，它更使会友们渐行渐远，直到曾经亲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对立，彼此敌视。

这个“共同趋向”，就是“到民间去”。

趋同

“到民间去”以劳工神圣的观念为先声。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李大钊以这样的雄健呐喊，结束《庶民的胜利》演说:“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呵！……”

难道，一丝一缕、一饭一食，不都是庶民创造的？难道过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识分子，不都是由庶民们供养的么？庶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如牛似马、褴褛肮脏，难道读书人不应该心怀歉疚、并尽快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样的论调，迎合了知识分子的朴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从废除科举，十几年来，初初诞生的知识分子，始终处在身份的尴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发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读书无用”论、乃至读书人“无道德”的说法，在知识分子群中悄悄蔓延着。正因此，李大钊的召唤，让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钊演说次日，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讲话。他说:“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这个讲话，旨在修正、拓展“劳工”的定义；但在另一个侧面，它也反映“劳工神圣”已成为近乎天经地义的时代观念。不久，在少中内部，毛泽东开始四处延揽脏衣服，“洗一件一个铜板”；王光祈也宣称:“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我们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