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 “五四”时期的新风气
2009年05月02日 20:26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使命

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钊、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议,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修改通告》谈到,这么一来,“词句较为简洁”;但事实上,它改变了整个语境、乃至少中的终极追求。如果说,砥砺品行、改良社会、“转移末世风俗”,都是被动的、局部的、相对消极的,那么,随着“创造少年中国”宗旨的提出,它渐渐地与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融为一体了。

这一天,二十余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会员,选出了第一届职员。其中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少中成立后,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发表了《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这篇长文连同此前的《致君左书》、《学生与工作》,此后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点点滴滴地折射着他对少中的设计,以及他本人对“少年中国”的思考。

他首先谈到了少中的现状。他说,“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会员对于他们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无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

那么,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到民间去,“从事一番预备工夫”。

这种预备工夫又是什么呢?他说,“各种主义有各种主义的专门训练。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产的观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训练。”

这种“共同必须的训练”是什么呢?他说,在社会方面,是“团体生活”,在经济方面,是“劳动习惯”。无论何种主义,这些训练都是必须的。否则,“一个主义(或制度)的自身是极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应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种极大的流弊”;否则,“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所有的好处丝毫不能实现,所有的坏处皆全盘托出”。辛亥革命带来的血泪教训,还不够么?

总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于到民间去,使民众具有劳动习惯、团体生活习惯。他并由此总结少中的组织:“假设我们要从北京到长沙、成都、南昌、上海各处,必由京汉铁路南下。我们要想达到的目的地虽各自不同,但是京汉铁路这一段路程,我们必须同车而行的。并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说,尽管主义混杂,但在这“真正长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渐进温和地训练民众的过程中,少中可以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集合全国青年精英,实现对国家的最初改造。

接着,王光祈谈到了“训练民众”计划。

“训练民众”

他说,学生,农夫,华侨,是中国人里最纯洁的三个群体。但现在学生没有劳动习惯,农夫没有读书机会,而华侨这个国家的孤儿,他们被忘却、被遗弃了。那么,能否从这三个群体着手呢?

以学生为例,“工读主义”不仅可以让他们参与劳动,而且可以使众多贫苦子弟受到教育;以农夫为例,能否以“新村运动”让他们受益呢?至于华侨、华工,似乎也可以帮助他们振兴教育、发展实业……

他泛泛而谈、语焉不详,似乎没有什么具体主张;他的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与一个宏大壮阔的“少年中国”似乎相距甚远。但,读过这篇文章后,会员易家钺知道,他的视野不仅停留于“少年中国”,他并且将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康白情   主义   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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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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