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杭州青年施存统的自责，更能够折射一代青年的心声？一年多以后，在《复轶千》信中，施存统写道:“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从这里开始，“劳工神圣”成为贯穿几代人生活的普遍观念了。走进厂矿、走向田野，“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也渐渐升腾而为新的时代风尚。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为人觉察:从此以后，与工农的结合程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了。以毛泽东为例，1957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大发雷霆，宣称知识分子不是工农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农民们供养的，“要听工农使唤”；以邓小平为例，1978年春天，他反复论证说，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

这是知识分子步履蹒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这样路途的第一程，当然要从北大开始。

“五四”风潮

从北大开始。1919年3月26日，在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总长傅增湘提醒说，在学术的幌子下，一些学生正走出北大、蛊惑民众。他为此告诫:“……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后，蔡元培在回信里先是强调，“局外人于大学内情每有误会之处”，继而他许诺说，“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术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邓中夏为发起人，以少中、新潮、国民三大社团成员为主体，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北京大学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黄沙满天、不堪张目”的清晨，一群学生更步行到东便门蟠桃宫附近，由此开始了持续六年、多达几千场的街头演讲。这一天，廖书仓宣示《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后，易克嶷发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讲，罗家伦发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讲，许德珩发表了《勤劳与知识》的演讲……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出北大、“到民间去”？这一年5月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一个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点云的午后”，在少中会员易克嶷召集下，三千余名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罗家伦记得，那一天上午，他刚从城外回来，同学狄福鼎告诉他:“今天的运动不可以没有宣言……北大同学命你执笔，你快动手吧！”而在人来人往、异常嘈杂的新潮社办公室，他以一种浑然物外的专注，一气呵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当天下午，这份《宣言》被印制成五万份传单，并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无数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的注视中，在众多西方人士频频挥手、脱帽致意的欢呼中，这一天，三千余人的队伍突然改变方向，他们走向了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向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头演讲的学生达到了五千余名，“每个街道、胡同、公园、市场，都变成了公共集会场所”（周策纵，《五四运动》）；而在他们的身后，上海大约7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罢工；济南工人罢工；汉口工人罢工；各省代表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废除一切对日密约、拒绝出让山东……

就是在这样的风潮、声音、呼喊与眼泪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淯住宅，“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