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没有反动与革命那样来得痛快，但是却要进行更加艰苦细致的改造工夫。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上，黄远庸进一步认识到:“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社会者，国家之根柢也；个人者，社会之根柢也。国家吾不必问，社会吾不必问，他人吾亦不必问，且须先问吾自身。吾自身既不能为人，何能责他，更何能责国家与社会？”这是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觉醒的体现。

最后，黄远庸责问自己“所以不能为完全为人之故安在？”他认为，是因为“理欲交战故，以有欲而不能刚故”。所以他发誓“继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认为这样即使“国家社会，虽永远陆沈，而吾之身心固已受用不尽矣”。

所以，黄远庸这里所谓的“无欲则刚”，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种道德的重建。

三

忏悔是一个大话题。

之所以说黄远庸的《忏悔录》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是因为黄远庸在《忏悔录》里所涉及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应该觉悟的。在《忏悔录》中，黄远庸提出的对于灵魂的拷问，对于自由之为人的本质的信持，对于良知的追索，对于独立自尊的守护，对于革命之局限的洞察，对于官僚政治之戕贼人性的批判与忏悔之必需的坚持，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同时也是对一个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要求。这篇不到五千字的文章，包括了灵魂的拯救、信仰的再造、伦理的重构、价值的觉醒与道德的重建等内容，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独立的社会角色的全方位思考，从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的重要标志。黄远庸也就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代表。

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忏悔意识，尽管儒家文化也讲“吾日三省吾身”，讲“内自讼”、“内省”，但是这不是忏悔。因为忏悔是外向的、对象性的，而内省是内向的、个人的。所以，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转型来讲，内省是不充分的。

一般来讲，宗教文化比较有忏悔意识。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说的那样，“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

所以，宗教文化对于神的忏悔不是别的，是对被对象化了的人的忏悔。对于中国来讲，忏悔意识的觉醒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转型表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滋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田，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亦无以为用。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对中学不能为体亦无以为用的承认，对中国文化心理带来了根本的冲击。忏悔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中国文化心理根本转型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1915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特别是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国发生了太多重要的事情，标志着中国社会根本转变时代的到来。这年下半年，袁世凯加紧帝制自为，发动尊孔复古运动。针对袁世凯的反动行径，护国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发起。同样是这年的下半年，大洋彼岸的胡适开始与朋友深入探讨白话文的问题，标志着中国启蒙运动将走向深入。同时，几乎与这些运动同样有价值的是，黄远庸的《忏悔录》发表了。

与政治运动伴生的忏悔这一文化现象，是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表现。因为，专制制度不需要忏悔，相反，它需要的倒是其反面，需要的是不忏悔。专制制度需要的是继续与坚持错误，需要的是仇恨，需要的是为这个野蛮残忍的制度制造气氛与理由。所以，忏悔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表现，她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正在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演变。

同样，一班奴隶是建不成民主社会的。民主的社会需要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公民意识的觉醒的前提是独立人格的养成。黄远庸大力批判官场的戕贼人性与革命的局限，忏悔自己没有真正做到独立自尊，都是为了民众公民独立人格的养成的。

一个没有产生《忏悔录》的文化是没有希望的文化，同样地，一个没有产生过《忏悔录》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幸运的是，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有了自己的《忏悔录》，尽管她还不到五千字，但是，这已经够了。这已经足以说明，我们的文化有更新的能力，我们的民族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但是，在过了快一个世纪的今天，面对先贤的《忏悔录》，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啊！一个世纪就要过去了，我们无愧于先贤了吗？！我们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