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庸列举了三种入此牢狱之人的最终归宿:其一，则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自此以后，永永堕落。凡今之种种人头畜鸣者，皆是也；其二，则其灵魂日与躯壳奋战，永无和议之望。吾有若干友人，皆所敬爱。磊落而英多，聪明而智慧。然憔悴忧伤，悲歌慷慨，甚乃自杀，或已早亡。若是者谓之灵魂与躯壳之战死。其三，则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死入生。此后或为圣贤，或为仙佛。即其不然，亦得为有道之君子，模范之市民。

黄远庸自认非盗非贼，不会瘐死；非神非圣，不会战死，也不得破狱而出——“余之自身，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运命”。所以，只有“奔突叫号”、“窥狱隙而略见天日”，不堪良心苛责，只有忏悔了。同时，黄远庸也指出，他并不承认良心绝对自由与绝对不自由论，“盖余以为余及世间人所犯一切之罪恶与过失，其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者也。”所以他的忏悔“含有自责与自恕二义”。

同时，黄远庸认为，良知也是一个人的天性，即便在最堕落的时候也是如此。黄远庸回忆自己在南浔公学做学生时，一次大病且死，不禁浮想联翩，认识到“人类为物，初无价值。其稍有价值足令人深刻不忘者，即其人平日之丰功伟烈、嘉言懿行”。所以，“顷刻之间，恨无机缘得为一善事以殁……冥想中忽触见看护余并之校役在榻旁隐卧，余思此乃余实行善事之机会。余素未奉何教，此时忽发一种神圣卓越之宗教思想，将尽吾贫薄之脑筋所有，以改善此仆人”，云云。以致于在此“良心焕发之时”，“心中畅快无似”，“真有神游天国之乐，可以消除病苦”。良知使他感到如此的自由！

二

独立自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独立自尊不是良知与自由的简单叠加，而是二者的深化。黄远庸忏悔的第二个内容便是独立自尊的问题。

黄远庸渴望独立自尊，但是，真正做到独立自尊是不容易的。儒家文化缺乏造成独立人格的元素。原始儒家的创立之初，即是依附于专制君主的，尽管它也有过改造君主的愿望， 但结果都成为了君主专制的工具。因此，对于中国来讲，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启蒙？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起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是啊！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样，我们对于下面黄远庸正讨论着关于独立的问题，怎么忽然转到对革命派的批判上了，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黄远庸是反对革命的。我们这里不探讨革命的是非曲直，只是探讨黄远庸反对革命的出发点。毋庸讳言，革命需要盲从，需要愚忠。所以，革命与独立人格的养成是相悖的。黄远庸反对革命，因为革命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并且，黄远庸自己也现身说法，说明自己如何曾经迷信革命，为得自由而参加罢学却落得“脱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专制之校且不可得”的结果的。所以，黄远庸发现了革命的局限性，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说自己“无主义，无理想，无节操，自余少时盖已然矣。”

接着，黄远庸批判了革命派的革命活动其实与自己当年罢学没有什么两样。他说:“由今思之，革命者，亦即罢学风潮之放大影片而已。综自革命后种种政界现象，凡系革命派所主持者，无一不与取缔风潮相似。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余后此既悔其罢学，今日党人，当亦自悔其革命。然于余悔其罢学之后，过恶丛集，盖以余太无学力，只有感情而无理性，故非极端走入激狂，即极端走入腐败。稳健和平，以谋建设作人之基础，乃非吾所能也。吾国民无此建设性，则国家已矣！吾个人无此建设性，则吾个人已矣！”

同时，革命的结果也历历在目，令人无法恭维。黄远庸指出:“革命之后，党会纷立。余之所最感慨者，即在此时期中买卖人口之风盛行。全国之高等流氓，乃等于插标入市之猪牛，小者卖其皮肉，甚者乃至毛骨不留。女闾三百之中，姿首可人者固亦有之，乃至黄脸婆子、鸠面盘荼，亦复价值万钱，利市三倍。譬犹肉市腾涌，虽瘟猪病牛，亦复不胫而走。盖数年以来，人格扫地以尽矣。凡兹种种，将以入他日民国秽史，非吾作所能详也。” 黄远庸看到的是人格的丧尽，而不是独立人格的养成。政治革命的结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