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革命之后，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民权，不仅没有真正一一兑现，且与晚清相差远甚。黄远庸指出:“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黄远庸反对革命，并不是说他主张维护清廷的统治，更不代表他赞成袁世凯复辟帝制。黄远庸记述了辛亥革命后他与庆那见面“说宪法事”的情形:“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者至局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吁嗟！满洲亡其家国于此等人之手，岂不可哀！”

当然，黄远庸反对帝制，也与中国的官场戕贼人的个性有关。他说:“毒药之毒、封豕长蛇之凶，然犹不及中国之官界。盖戕贼人才，此为第一利剂。无耻下流、愚闇腐败种种，莫不由此酝酿增多，盖万恶之养成所也。”是奴性的渊薮:“此曹岂特无廉耻之心，乃并无心肝！岂特无心肝，乃实无皮骨！故余于六七年以前，即知吾中国人为奴之不冤！”

因此，在左右开弓，对革命派和君主专制主义者进行了批判以后，黄远庸总结说:“凡所谓党人政客，其程度不能远过于罢学之学生。凡今所深恶痛恨于官僚之毒焰者，不外于余在某抚台官厅中及安东河上之所见。而中国今日，只此两种人占有发言之权，且以后者为胜。其他若农若商若无辜之良民，皆为此二流之人所愚弄荼毒。呜呼，岂有幸哉！”

黄远庸反对帝制，为袁世凯所不容而远避他乡。同样，黄远庸反对革命，亦为革命派所嫉恨。1915年12月25日，黄远庸在旧金山寓所被刺杀。据说刺杀黄远庸的命令即为孙中山所下，由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林森执行。1980年，当年刺杀黄远庸的“凶手”终于把这个“秘密”公开，引起舆论哗然。

所以，黄远庸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需要盲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理论实际上是实践论上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翻版，是一种愚民的思想，后来受到胡适等人的批评。黄远庸察微知著，对革命派提出尖锐的批评，正说明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

当然，黄远庸并没有把自己描绘成圣人。虽然他在科举时代，即无做官的思想，但是，“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则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者，交迫于中。自此以往，乃纯然理欲交战之时期。理不胜欲，故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则愈堕落，愈堕落则愈痛苦。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

独立需要胆识，在一个官僚统治的奴隶社会，周围都是独立人格的敌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就成了“国民公敌”。所以，知识分子的“知”与“识”，就是“良知”与“胆识”。为此，黄远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尽管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是必需的。黄远庸尽管对于自己曾经浑浑噩噩的人生、对自己曾经“为形役”、缺乏良知、没有做到独立自尊而忏悔。但是，仅仅忏悔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从正面、从建设的角度改弦易辙，才算真正的启蒙。黄远庸首先自我剖析，认为他之所以一事无成，就是因为“资格不完，抵抗力不厚”，“而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所以，自我勉励“此后吾立身行事，当以一语自矢，曰无欲则刚是也。”

当然，黄远庸这里所谓的“无欲”并不是“一无所为”，而是戒除私欲，是“存天理，灭人欲”。既然既反对反动，又反对革命，就只有改革一条路可了。所以，黄远庸打定主意，“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