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百余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观点相差很大。

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视曾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近年来：一种观点主张对曾采取分析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全盘肯定。对其倡导洋务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不再把汉奸的帽子戴在他头上，但由于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所以又认为他“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总体评价上仍给予否定。

另一种观点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以镇压太平天国和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向帝国主义妥协作为理由，对曾冠之以“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曾国藩是为清朝效忠，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并且在外交上，他也不是一味委曲求全、妥协投降，也进行过一定的抗争，强调对洋人要据“理”（条约基础）力争，是有一定道理的，力求妥协退让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主政者，曾不过是替罪羊。

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提出太平天国本身也有过失，它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种名义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没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曾国藩打败了太天平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自序》）

也有的认为：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所以消灭或巩固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不必因它源于农民而予以特殊同情，“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大学报》1995.5）

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面论、阶段论）不要绝对否定，也要避免一味地拔高，价值判断的尺度应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多层面观察曾国藩

1．从传统观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把封建道德和政统结合得比较好的人物。他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突出代表，注重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是洋务活动的倡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他注重整饬吏治的腐败，注重引导、考察和培养人才（他的幕府就是汇集人才之地），懂得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会用人；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多次颁令禁止军队骚扰民众。这些，使本不会打仗练兵的曾国藩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湘军。他还注意个人道德修养，曾说：“君子有三条：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憩息，三乐也。”他一生注重做人，具有导师气象，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薛福成：曾国藩“持已所学，陶铸群伦”。

2．从中国近代化角度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值得肯定的是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率先筹设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并设翻译馆，1872年，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曾也有局限，以他的地位、能力，他当作出更大的贡献。当时他是有成为作出象日本维新派那样的功绩的实力和条件的，这不是对他的苛求。1868年，日本结束了幕府统治，确立天皇体制，但如何发展，仍处于十字路口；1871年，日本曾派出了一个大型使团到欧美考察，成员包括政府重要成员，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经过考察，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兴办工业，殖产兴业，推行地税改革，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近代教育，实行文明开化，设立政体调查局，考察宪法，宣布渐次召开议会等，正是在这些主张的推动下，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日本由弱变强。这一切与当时维新派起的努力分不开。

60年代，以曾国藩为首形成了洋务派，中央掌握总理衙门，地方上掌握重要省的政权，他们提出设立工厂，但却始终没有制定出一套工业化的计划，他们兴办教育，但是却只是着眼于实用、局部需要，他们派幼童留学，但自己从未想到要出去考察一番，他们建立海军，但最终变成增强个人实力的砝码。支配曾国藩思想的始终是重新振兴清朝，他主张求富求强，讲究的是“铢积寸累”的方式，固守于“中体西用”的范围之内。

所以，如果从当时中国社会来看，即客观形势已使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时候，中国正一步步近代化就不能自存自立的时候，他的局限，又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是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3．在外交问题上，当然，制定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是清政府，曾国藩主要是一名执行者，但是，曾国藩个人承担的责任也不应忽视。因为清朝传统体制，是督抚办外交，后来有了总理衙门，但这种体制仍未完全改变，南北洋大臣由两江、直隶总督兼任，在办一些外交问题上，具有独立于总理衙门之外的权力、直接向皇帝负责，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的办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忠信”原则，即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则，凡条约上有明文规定的，决不去争。如有争端怎么办？他认为要“据理”去争，并认为“凡小事苟无大悖，且以宽舒处之”、“皆可置之不论”。这种外交思想的最大失误，是只考虑平息事端，而根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国家、民族利益是外交斗争的最基本原则，况且近代条约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办外交，只会妥协、损害中国利益。

4．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提是，太平天国是否有正义性，是否逆近代化而动。尽管太是单纯农民运动，走向封建化，乃至失败，但不可否认，它作为清政府的对立面，作为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起来反抗，具有正义性。处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太平天国并不完全与历史潮流而背，而是一定程度上顺应这一要求，如主张与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进行平等贸易，严禁鸦片，《资政新篇》的提出和洪秀全的批示，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新倾向：主张学习西方长技、教育、司法体制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是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不应盲目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