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政府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政府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焜、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政府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政府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政府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政府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政府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政府时，陈炳焜极力反对，和军政府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焜调回广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政府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政府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共“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

至于孙中山所谓的第五大罪状，是关于大总统的选举，认为和袁世凯一样有三大问题:“一、假造民意；二、武力威胁；三、金钱收买。”这个并不熟悉近代历史的中共“人民代表”，从为陈炯明翻案的书中抄来了一些故事。

那时的中国人是否拥护孙中山，华侨是否拥护孙中山？不必假造，从两点可以说明:其一是，因为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的经济来源，护法政府的经济基本来源主要依靠华侨的捐款，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的筹款电报就可知道，而且华侨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其二是，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以后，广州出现了十多万人游行的盛况，各种报纸俱在。

要顺便提及的是，孙中山的确遭到部份极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反对，这些商人从来就拥护袁世凯、北洋军阀，反对任何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事情，他们正是陈炯明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商团事变”的主角。

以下摘录陈定炎着的书籍中的语录以兹证明:

1、“炯明的施政，得粤、港、澳商人热忱的支持。广东各属，气象亦为之一新。”（第127页）

2、香港总督的电报说:“7月18日广东宣布独立，因其都督与政府官吏均为国民党员。但香港和广州的商人均拥护袁世凯。地方完全平静。”还说这些人包括“银业行、金舖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第137页）。

3、香港总督的电报，显示了陈炯明与港英当局、商人、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立法委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工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地选举了自己做总统。”（第282页）（注10）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社会基础是港英当局、部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系的商人、北洋军阀的直系和陈炯明的部属。护法运动的这些敌人反对孙中山，不能证明胸怀中华全局的孙中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