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华民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紮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何阻碍他们的中华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中共学者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