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中共学者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当然，这正是中共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华民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